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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街道工業            

            陳賢俊        

              第一章  我加入勞動服務站之前

          街道工業,也叫區街工業,最初時是街道勞動服務站,是上世紀60年代初,政府為了解決城市閑散人員,實際是失業者的出路問題而設立的生產機構。在此以前,這種工作應該是民政部門做的。街道勞動服務站以行政街為單位,取名為××街勞動服務站,而各個區則設立勞動服務總站。最初時各個街道辦事處有個生產組,“文革”時還叫“抓革命促生產組”,簡稱為“抓促組”,后來發展到每個街成立一個工業公司,來領導各個生產小組或生產廠(社)的生產活動,而各個區則設立一個工業辦或工業局,有個時期還成立工商聯合總公司,三個招牌一套人馬。改革開放以后,由計劃經濟委員會統管起來。到了大約2000年,這些企業就沒有多大競爭力,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可以說,它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到一定時候就不能再存在了。

               然而,街道工業的存在30多年間,實際解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問題,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是受惠者。我自從勞教所回來,回到廣州入了戶口之后,首要的問題是尋找生活出路。在當時,并沒有就業的機構,工廠不招人,事業單位不增加人,因此職業是找不到的,只有去做臨時工。在1963年至1965年那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失業在家,曾經去過四會縣大興水庫勞動;去過白云山磨刀坑水庫擔泥;去過東湖街麻類加工廠打麻繩兼拉大板車搞運輸;曾經與同鄉蔡傳祿兄到××衛生學校幫人畫掛圖;又到稅務局幫人蓋圖章;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還到廣東玻璃廠去撿煤渣;也曾背著工具箱去幫人修理家私門窗等等等等。我是一位學生出身,參過軍,當過軍官,當過干部的人,由于戴著“勞教釋放人員”的帽子,如今,在自己曾經生活的城市里,只能做些這樣的工作。這些都是賣力的工作,賺的錢也不會多,都是騎牛揾馬。

          本人加入服務站的前后,我爸爸為我的就業問題,費盡了心血,而我始終未能報答絲毫,想來十分慚愧。去打麻繩這條路是他找來的;做木工是他介紹的;去撿煤渣是工廠家屬一齊去的;去永源廠代理會計也是他找來的;乃至后來到耐火材料廠做木模工也是他通過老友林貴記介紹入廠的,所有這些都是他積極想辦法的結果,雖然樣樣都是騎牛揾馬,但畢竟還是解決了當時的窘境。

          1964年,我聽說街道有勞動服務站,有了統一的管理,當然就想參加。然而,那倉邊街勞動服務站的鄧××竟然拒絕了我,他認為我政治上有問題,是被單位清洗出來的……這事我很納悶,我不服氣,當即寫了一封信給市長。當時的市長是曾生同志。曾生市長有沒有親自看過信,我不清楚,但我的信中加了批示,信轉到勞動局,勞動局又轉到倉邊街(后來改為越華街)辦事處,經過幾番周折,我才加入了服務站。

          1965年開始,我在服務站(街道工業)里從一個站員(即工人)到班長,車間主任,供銷員、調度員、副廠長、區直屬工業公司生產科長、技術科長、秘書科長、開發辦公室科長、工會主席、東山工業總公司辦公室主任等職都做過。更上層的組織機構我不甚清楚,至于基層的運作情況,我是過來人,經歷了街道工業由始至終整個時期,應該是有發言權的,本文正是以我自己的經歷和所見所聞,談談街道工業的一些情況。所談的資料,或許對某些研究城市發展變遷的學者會有所幫助。

            第二章  勞動服務站時期(19631970年)

          用時間來劃分時期,這不完全準確,因為各個區、街所做的事都不是同時的,各種進度不一樣,我姑且把它分成幾個時期是從大的形勢變化中分段而已,不一定很準確。

          一、    人員組成情況

          有人說,服務站是藏污納垢之所,也有人說服務站是藏龍臥虎之地,我不敢妄加評論,只是說說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已。實際上服務站是一群失業者的組合,有勞改釋放人員,有解除勞教人員,上述兩類人,用廣州話說叫做“食過三兩”的或者稱他們為“監躉”;有大學畢業不服從分配的;有家庭婦女;有從部隊或工廠開除出來的;有不愿響應號召去農村而留在家中的……

          1963年與1964年期間,像我這樣從勞教所出來而沒有找到職業的人為數不少,我在某些場合也碰到一些人,如在音樂曲藝廳聽音樂,就有幾個這類人,無職業者、百無聊賴去聽音樂,分明是日子難過,而不是享受。我到越秀山南音曲藝廳聽音樂,見到那么幾個人,他們不是同伙,而是各有各的特點;但是到了新華戲院四樓音樂廳聽音樂,又見到他們;到國泰音樂廳又見到他們。偶然機會同某個人搭話,便知道他們的身份,知道他們的來歷,知道他們的處境。過了一段時間,卻在服務站里又分別見到他們,證明他們和我“同是天涯淪落人”,正所謂“失意人逢失意人,”因為這些未能施展才能的人,或者處于窘境的人總是有他的特點的,我總能看得出來。

          街道服務站,就是將各種各樣的失業者組織起來搞生產,成立各式各樣的小組,如機械組、橡膠組,服裝社等等。這些小組起初多是來料加工,修修補補,那時的政策叫做為國營企業“拾遺補缺”、“吹糠見米”,以“短平快”為宗旨,賺到錢便是。

          在組成人員當中,最受歡迎的是供銷人員和技術人員,他們帶著技術或業務來參加某個小組,那么這個小組便興旺發達起來,所以這兩類人很吃香。服務站的領導也是到處招攬這類人材,只要有技術或有業務帶來,那就不管這些人的底子是什么樣子,那就是“英雄不問出處”都把他們吸收過來,讓他們管理或指揮生產。這樣一來,就迎合了一些所謂“有前科”的人或懷才不遇的人的口味,這些人可以發揮自己的長處,可以賺到錢,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出路問題。

          這里舉個例子說吧,東華東街有個勞改釋放人員,在本街則左鄰右里都知道他是“勞改釋放犯”不敢惹他,但他確是有才之人,他曾是國民黨軍隊某師的參謀長,知識很廣。他從東山區的東華東街跑到荔灣區的嶺南街去做電鍍的師傅,很吃香。而這個電鍍組的業務也很廣,盈利頗多,所以他很受歡迎,站穩了腳跟。再舉個例子說,××機械廠的供銷員,業務似乎很廣,這個廠搞得火紅,原來他也是被工廠開除出來的人,憑著一些老關系,找到了不少的業務,所以被叫做“有辦法”。像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人員方面,說是復雜我倒同意,但說是藏污納垢之所,我不敢茍同,我不禁要問,“難道服務站還不如勞教所嗎?還不如勞改隊嗎?”文革時期有一次××街開站員大會,街道某個干部“上大課”,竟然說“服務站除了一部分家庭婦女之外沒有一個好人,都是社會渣滓。”這個打擊面實在太寬了,聽了這個話之后,我有三個晚上都睡不成覺,我在想:“說我們是壞人,我們到底壞在什么地方?”

          由于服務站組成人員的特殊性,即使加入了服務站,也常是被街道辦事處動員“上山下鄉”的對象。年輕人不用說了,就本人也被多次動員“上山下鄉”,其原因也就不言而諭了。有些人跟父母去的,有些人帶著兒女去的,不管去佛崗也好,去斗門也好,去云浮也好,總之叫做“上山下鄉”不想去也得去。

          有個時期叫做“清外街”。不是本街的居民而在本街服務站的,統統清出去,我在較早時就知道這個消息,趕快把戶口遷入本街,從越秀區的倉邊街遷入東山區的大塘街。工作也從倉邊鑄造組跳槽到了大塘機修廠,所以,結果沒有波及到我。這么一遷移,我還意外得到好處。1964年,我在永源廠代理會計員半年,廠方想叫我繼續干下去,但到勞動局辦手續時,一見戶口簿里寫著“從云南統卡農場解除勞教遷入本市”的內容,馬上就變臉,我的工作不能做下去了。這次,可能派出所的同志開恩,也可能是程序該如此,把我戶口簿里“何時由何地遷入本址”一欄原來的內容改為“從越秀區倉邊街遷入”。這樣一來,就減少我一大麻煩,“清外街”也不會清到我。而我們這個廠也清出去幾個人,他們的結局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肯定生活中又多些波折。當然,說是“清外街”,那也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一些生產骨干或人緣較好的人也沒有被清走,這是當時的事實。

          服務站的人員可以說是社會最低層,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職員、干部,而被稱之為“有收入的居民”,有人形容服務站四不像:一、不像國營工廠,二、不像民政部門辦的福利工廠,三、不像私營工廠,四、不像校辦工廠或軍工廠。文革時有服務站的造反派曾派人到北京去造反,要求成立一個“第三工業局”來領導服務站,結果中央也沒有采納這個意見。

          說服務站的人低人一等,我舉個例子說。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間的1967年,街上到了下午五點鐘以后,就沒有人敢出街,街巷里頭又搞什么防盜賊措施。正是這個時候,我的愛人快生小孩,白天出來活動,想找個醫院或衛生院解決問題。我住在中山四路長塘街,最近的德政路婦幼保健院不敢收;又跑了幾間醫院,都不能進去。曾經到東山區人民醫院,那醫務人員問清情況以后便說:“你還不夠格住我們的醫院哩!”結果,我岳母和我愛人流著眼淚往家里跑,買了剪刀、紗布準備在家里解決問題。到了第二天,我們還不死心,仍然出去找醫院,幸好我妹妹的造反派司令部在中山醫第一附屬醫院,她穿著軍裝,挺神氣的,於是她跑到醫院方說了說情,結果讓我愛人住進了中山醫婦產科,解決問題。東山區醫院說我們“不夠格”住他們的醫院,就是因為我們夫婦都是服務站的人,所以“不夠格”。

          正因為這樣,我愛人那一次生的是女兒,取名的時候,我動了腦筋,要一個“險”字,因為當時的形勢太險了,本來這種不吉利的字眼不應出現在女孩的名字上,但我們斟酌了多時,因為毛主席寫的“無限風光在險峰”的詩句,也是99日寫的,正是女兒的生日,所以就叫“險峰”吧!

          再舉個例子說吧。我的小兒子要進幼兒園,到中山四路××幼兒園報名,經過他們的考察之后,不收。當然,收不收是他們的權力范圍之內的事,但奇怪的是我們同屋住的一個小孩,也是同時同樣到這間幼兒園報名,很快就錄取了,原因很簡單,因為人家兩夫婦都是××國營工廠的職工,那我們只好怨命罷了。

          直到今日,那服務站的痕跡仍然存在。現在有些人買社保,需要證明他們曾在服務站工作過多少年,需要找領導證明,找工友證明,再到勞動局去辦理,需要拿錢來買那段時間的工齡。 但還有些人在服務站時的工齡不被承認。也有些工友找過我請求幫忙,讓我依稀回憶起當年那艱辛的歲月。

                         、生產組織和經濟核算情況

          最初,服務站的生產結構是很原始的,是些松散的組織,有些則是集體的單干,名譽上是一個小組,但其實是各做各的,做完了以后,到街道服務站來開票。初時我做的是木工,每月到服務站開票,而實際做木的工作,都是自己分散做的,木工組有時開開會,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一般的小組也沒有財務人員,發生經濟活動時,到街道勞動服務站財務組去開票,有的是“合米下鍋”的形式,有的是家長式的管理,領導上的政策叫做“吹糠見米”“立竿見影”,以“短平快”為主。

          一個小組,如果業務不足,總的收入核算起來不能發足工資,那就要打個折扣,發5成或8成工資或者有多少算多少,完全沒有保障。例如我在倉邊街鑄造組時,本來我月工資60元,但核算結果那個月只能發46元,那也無話可說。又如,19644月,在麻類加工廠時,一個月下來天氣都不好,那些原麻曬不干,結果沒有產量,這個月只得46毛錢,我媽媽還罵我說“我加兩晚班都不止你這46角錢!”我心里著急也無用,奈何!這個廠多數是家庭婦女,不是家庭主要勞動力,不是靠這份工資養家的,賺得多少算多少,所以影響不大。但是,我就不同了,我起碼要賺錢養活自己。

          在服務站開票也是一種限制,稅收政策上就限制了站員的收入,那個時候,生怕“資本主義萌芽”,生怕某些站員“發了達”。比方說我一個月開票80元,便可凈收入60多元;開足100元的發票,大概凈收入70多元;這就限制了個人的收入,防止“資本主義”的發生。譬如本人是做木模的,大概開工10天,產值便可達到100元,其余20天便可以休息或做其他工作。如果要做也可以,然而那剩余價值只能作貢獻,所以就沒有開票超過200元的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窮過渡,我不清楚它的計算方法如何,反正這是當時的事實。

                             三、工廠管理和政治工作

          服務站是在街道辦事處和街黨委領導下的生產小組或小廠,街道的工作人員在做他們的工作,最初時十天八日開一次小組會,到了“文革”的時候,那活動就多起來了,強調要學習,要跟上形勢,什么“早請示”“晚匯報”,都跟著做;有什么“最高指示”上街游行也叫我們去,有什么重要文件下達要開個站員大會,如動員“上山下鄉”,“戰備疏散”之類的事情,服務站都變成了主要的對象,那時沒有工會組織,也沒有什么文娛活動。

          1968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間,還有工宣隊員在廠,搞一個人人都要過關的叫做“向黨表忠”的活動,即是每個人都要在全廠人的面前說一遍自己的來歷,交待自己的問題,我當然不例外,而且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我參過軍,當過干部,犯了“錯誤”,劃為右派,去勞動教養,三年后回廣州……我交待得很清楚,很徹底。而這則引來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效應:一種人認為,此人從勞教所出來的,“好人有限”,于是思想上和我劃清界線,不再接近我,這在行動上就表現出來。有個工人(這里不便指名)原來和我比較友好,接觸也比較多,這回聽說我的來歷之后,態度突然轉變,原來稱我為“陳師傅”,現在改口直呼我的名字;原來稱我老婆為“陳太”,現在改口直呼其名,可見其內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想的是什么,則可想而知。另一種人則對我的歷史情況表示理解,對我表示尊重和友好,而且表現出多接近,多交流,這種人還是占多數。例如張靖祥同志是我們廠的技術員,我和他合作,完成了很多作品(產品)。我們在一起研究解決了很多問題,他對我的“交待“表示理解,他尊重我,親近我,甚至有時表現出有點羨慕的意思,當然我對他也極為尊重,我們變成了最好的朋友。像這樣的朋友很多,我不再舉例了。

          當然,大多數的人是不理會你交待什么,各人自己顧自己。有人要責備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你何必再提呢?過去就算了吧!我想,我說的是我當時的處境,政治得不到解放,做人難啊!經常遭到“白眼”看待,亦經常遭到不公平的對待,只有保持極大的“忍”,什么“性子”都沒有了,下文還有多處都會提到這一點。

          第三章  工業公司時期(19701980年)

          工業公司的成立大概是1970年左右,而19701980年是一個比較平靜的階段,或者說比較安定,各廠社的生產比較穩定,經營也逐漸走上軌道,各種制度逐漸建立,形成了工業公司,又把一些商業性質的單位網羅進來,所以又掛一個“工商聯合公司”的招牌,在此期間,大塘機修廠并入了東山機械廠,雖然我都是做木模,但條件和環境都在改變著,東山機械廠是區的直屬廠,似乎比街道高一級。不過這只是我自己認為,其實都一樣。

          文化大革命的大風暴雖然過去了,但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沒有變,而“清理階級隊伍”,“上山下鄉”“戰備疏散”“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政運動總是在干擾著生產,只有到了1978年后期,黨中央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才開始集中精力搞生產。

          關于我的個人問題,我從某個側面了解到,領導曾派人到我原單位,調查了解我的情況,即所謂外調,大概也沒有了解到什么壞的東西,反而了解到很多關于我的好的方面,知道我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人,只是在反右時受牽連的,所以他們敢于用我當個班長,這個班還是大班,包括木工,電工,焊工,鑄銅工,搬運工,油漆工等27人,這個班也曾獲得先進班組的稱號。

          領導通過調查,還知道我原是個軍人,有很多軍事常識,所以批林批孔的時候叫我畫了個地圖,內容是說林彪在東北戰場,不聽黨的指揮,使黨的工作受損失……這我也完成了任務。

          工業公司這個名聲好聽一點,起碼比服務站好聽一點,也能招來一些員工,大概也沒有什么硬指標,還是進出比較自由,領導也有意識地安排一些青年入廠,特別是直屬工廠,如1972年,就來了一大批青年,我們東山機械廠來了四十多個人,當時我們木工房也來了兩個學徒,都是應屆高中畢業的青年人。

          1975年初,我患了頸椎肥大癥,這和我半路出家做木工有關,已不能做木工操作,領導照顧我,讓我到辦室里幫助做些工作,這時正好又有一批青年入廠,其中有個學做統計工作的張海怡,領導叫我輔助她學習業務,搞統計,做報表。然而工作是我搞的,但不能出我的名字,我只是做具體工作,幕后指揮。領導給我的任務,我接受了。按正常的情況,應該是我坐正位,她是學徒,只是因為我是“文革”中的二十一種人之一,已入另冊,不宜出面,只能在幕后做些具體工作。我在辦公室里幫助過很多人,做會計的,做供銷的,做生產的,都插上手,都可以幫忙,但是工人當中就有妒忌者,在一段時間里我的工作也很難做。到了1975年底,我的病好了,領導就安排我做供銷工作,大概也有三四年的時間。

          此時,工業公司的工廠,工人進出都比較容易,性質也由“有收入的居民”變為工人了,所以有一些干部或一些有關系的人,就會巧妙地將自己的子女或其他親屬安排到這些工廠當工人。這些人,一種人是避免去農村,一種人是從農村招工回城的,一年半載之后,便搖身一變成為機關干部,名正言順地說自己是工人出身,這樣的事為數不少,連我們東山機械廠的領導也感嘆地說,“寫來的條子不好應付啊”!“這事兒太煩了”。

          這些年,區的領導也很重視街道工業的發展,因為它帶來了可觀的財政收入,街道工廠要交 稅和上繳利潤,而且這些廠還不斷地有些發明創造。我記得1975年召開過一次表彰先進大會,是在省委黨校內召開的,大多數區的領導都參加了,會議開了四天,這四天的伙食都是比較優厚的,我是被點名去寫光榮榜的,是大會的工作人員,看到了全過程。

          這期間,街道工業有不少的企業生產業務比較好,經營得不錯,在街道里頭不大合適,或者說,街道已管不了它們了,于是區就把它們接過來而名為直屬廠。那些規模比較大、產品比較有前途的廠都集中起來,準備建一個工業基地。于是,向市規劃局征用一塊地,統管起來。大概在19721973年左右形成的工業基地,有東山區的太和崗,越秀區的淘金坑,荔灣區的黑山等等。進駐工業基地的有各式各樣的廠,如機械廠、金屬結構廠、汽車修配廠、服裝廠、塑料廠等等。

          現在再從如下幾個方面闡述這個時期街道工業發展的具體情況:

                一、建設工業基地

          向規劃局征到一塊土地之后,要遷墳要規劃,搞水電,搞三通一平等等、然后各個廠才搬入工業基地。初時對建筑的要求不高,各個廠自己負責建簡易的廠房。有部份的廠房,搞了吊車,其余的多數是簡易的車間,甚至有些廚房,倉庫之類的還有用竹搭的房子,蓋上瀝青紙的也在臨時使用,不過都在逐步改善和提高。

          當時的思想,是要反對鋪張浪費,應付得了生產就算了。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們東山機械廠,經過兩三年之后,有些積蓄,資金周轉靈活一些,但總覺地方不夠用,包括辦公室、倉庫、娛樂室等,于是向工業局申請建一幢幾層的房子,占地約800㎡。但是工業局的領導不批準,只準建一層。當然建一層便很簡單,于是設計只有一層的基礎,砌磚柱,水泥鋼筋上蓋,上面一層蓋個5060㎡的辦公室,室外建樓梯。然而,這房子蓋了不到一年,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認為是浪費地皮,也浪費資金,本來就可建34層的地方,只建一層,分明是沒有遠見。這時,就有人提議加層,但是基礎不行,惹來很多麻煩,但最后還是決定加層,不過多加了幾條鋼筋水泥柱托住,搞得房子的外形很異相,改裝又改裝,變成了大家的笑柄。

                           二、擴大和發展經營規模

          到街道工業公司時代,規模逐漸擴大,這些廠都會設立科(股)室。區屬的重點廠,還由上級派來得力的干部當領導,如我們東山機械廠,便是重點的重點,在短短幾年間,換了七、八個領導,來了四、五批工作組,還投資一點資金來建廠房或購置設備。這個時期各個廠都有組織,有秩序的進行生產,生產有定額,有質檢,有工序流程、有標準,有統計,所以街道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很多還是優質產品。例如,鋼瓶廠生產的煤氣瓶,機械廠生產的刨床、沖床、大型洗衣機,不銹鋼廠生產的餐具、炊具,羽毛球廠生產的羽毛球等等,不勝枚舉。又如,液壓件廠生產的液壓站為發射火箭的某個環節所采用,航天部還發來感謝信;金屬結構廠為株洲車輛廠制造了一臺大型吊車,也得到他們的表揚;××街化工廠生產的神奇藥筆也遠銷歐美等國;羽毛球廠的羽毛球產品也遠銷英國、丹麥等地。所以,在這個時期,人們還不敢小看街道工業的產品哩!

          這個時期,我做供銷工作,當然要到處跑,行內人士稱之為“收買佬”,廣州附近的幾個縣跑了很多,因為有很多業務,如鑄造的,鍛打的,機械加工的,都和他們有關系,比如佛山的大瀝,鄱陽;南海的里水、和順、南莊;花縣的獅嶺、花山、赤坭;從化的神崗、鰲頭;番禺的新造、市頭等地,都跑過不知多少次。當時我們去這些鄉下地方搞業務,一方面是拉關系,或資金周轉問題,另一方面恐怕還是那里有“油水”可撈,容易搞點副食品之類,所以很多業務舍近求遠,到外縣去加工。因為這些關系戶或加工點很會搞好關系,我們的汽車一到,一頓中午的美餐招待是少不了的。而且需要附食品的時候,就直接問他們要,問題很快解決。我這里要舉兩個例子證明一下:

          1、打倒“四人幫”的第二年的國慶節,工廠為了慶祝國慶節而聚餐,特別派我去發外加工點南海縣里水要了100只鴨子。當天已三點多鐘,廠里決定叫我去,從廠里出發到西濠口碼頭坐船到里水,到了上船的碼頭,距離加工場還有一段路程,要走3公里左右,找到他們的領導人,說明了來意,他們答應了,第二天送來100只鴨子。當天晚上我還在那里夜宿。

          2、我們廠跟湖南株洲機車車輛廠搞一臺大吊車,而我廠又委托花縣獅嶺機械廠加工一些零件,株洲方面要求我們想辦法,供應他們一些白糖,于是我廠就向獅嶺廠要白糖,獅嶺廠領導也覺難為,經多方考慮,最后到獅嶺鎮的一家國營的飯店要了兩百斤白糖,送給株洲車輛廠,這叫做“斧頭夯鑿鑿入木”。這事我清楚地知道其來龍去脈,也說明那時的附食品多么匱乏。

           還有兩件事,也是在做供銷工作時發生的:

           1、工廠里會從盈利當中提取一些福基金之類,如果這些錢用不完就要上交,有一年工廠提取的辦公費未用完,到了年底,如把錢交上去,雖然只是大約三、四百元,太吃虧了。于是×領導指示我去買辦公用品。那時買辦公用品是有指標的,有個購物證,那年我們的指標已用完了,領導對我說:“不管是木的,竹的,藤的,鐵的,塑料的,只要是辦公用品,都可以買,把錢用完它。”于是我便去舊木鋪搜索,結果買了兩張舊辦公桌,四張舊藤椅,把錢花完,然后交差。

          2、我廠生產C615車床,到了快要出廠的時候才發現缺了兩個零件,領導人叫我想辦法找來,他說:“可能越秀區工業基地××廠會有這零件,你去他們那里,要也好,借也好,偷也好,總之要拿兩件回來,我們急用。”越秀區工業基地離我們太和崗工業基地不遠,我也經常到他們那邊聯系業務,這一次是因為我們這個月少了這兩件零件。若差了那么兩個零件,就不能完成任務,所以要逼我完成這樣任務,結果我還是借來了兩件,完成任務。

                     三、建立工會,發展黨團組織,開展民兵工作

          工會組織的建立大概在1973年,區里承認我們這些街道工業的從業人員為工人,每人發一個工會會員證,區則成立總工會。工會當然有它的工作,主要是關心職工的生活情況和身體情況,吊死問疾,開展適當文娛活動等,有些事情要工會出面的就由他們來搞。我記得有這么一件事:周總理逝世,本來是全國人民悲痛的事,但當時被“四人幫”把持下,基層單位不許開追掉會。沒有辦法,逼得我們只好用工會的名義,進行了一個簡單的追悼儀式,由工會主席主持,領導不出面。另外,工廠里有些群眾工作也由他們來搞,如有些不正常的男女關系問題,工人之間糾紛問題等,也由工會的工作人員出面去解決。

          工會有一筆工會費,它不在廠的會計帳之內,是由工會委員會指定專人負責保管,當時我在辦公室幫助工作,供銷股長是工會委員,他指定我來保管這些錢,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另外有個儲金會的錢,那會計員也叫我代管,我也接受他的任務,因為我在辦公室里幫手,就什么都干,什么都可以插手。但是,這并非好事。有這么一件事:當時工廠的副廠長徐××,由于作風有些問題,受到批評。廠里出現了攻擊他的大字報,那大字報的內容不指名地影射到我,說“廠里的一部份財權落在不可靠的人的手里”,這很明顯地就是說我。我在他們的心中是“摘帽右派”,他們怎能讓我來抓財權呢?我見了大字報氣極了,非常惱怒,但也不出聲。第二天,我便把這兩筆錢交了出來。這說明了什么?這就叫“白眼”,也就是前面提過的政治上不解放,很難做人啊!本來自己多做些工作,減輕別人的工作壓力,是件好事,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妒忌我坐辦公室,千方百計地找我的痛腳,制造矛盾,制造事端要害我,這類事情也不少,不過我也沒有和他計較,但是我心中有數,是誰在干這些事情。

          各個工廠都有黨支部,也在發展黨員和團員,民兵也組織起來了,由武裝部出面,搞些民兵訓練。在最初組建民兵的時候,1845歲的工人都是民兵,我也有份。但到1974年民兵整頓組織時,我被除名了,原因就不言而喻,我也不去追究。

          由于業務的關系,我也出差走過不少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湖州、長沙等等。七十年代應該說是“物價穩定而物資缺乏”,往往出差回來都要帶些副食品之類,這也是當時出差人員的習慣。當時廣州流行這么一句話:廣州有三寶,“司機、醫生、豬肉佬” ,形象地說明那時附食品供應的情況。

              第四章  區街工業時期(19801990年)

            這個時期,已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街道工業大發展的年代,年利潤,光是直屬公司,就已達到200萬元左右,而且以30%的速度逐年增長。各區成立了一個直屬工業公司。我們東山區的直屬工業公司后來改名為東方工業公司,最后又改為東山工業總公司。公司的辦公地點也搬到了工業基地來,整個基地就像一間大型的工廠,大步伐的前進著,很有朝氣。

          改革開放以后,街道工廠里就有不少人跳了出去,有的跳到珠江三角洲地區去另謀職業,叫做“跳槽”“下海”;有人到一些鄉鎮企業做了什么師傅;有些人自己搞什么公司也發達了;有的人到國營廠擔任生產要職;也有人搞運輸,還有人出去當醫生等;甚至有街道工業某些工廠的頭頭,也離開了街道工廠,搞個體,搞私營去了。

          那個年代,人才可以流動,區街工業也招攬了不少人才,有工程師,有大學生,有從國營大廠跳過來的,有從外省回來的,他們愿意到街道工業來,或者以街道工業作為他們的跳板。19861987年間,我任公司的技術科長,科里五個人,其他四個都是工程師,只有我不是,他們都比我強,不過我年紀大一點而已。后來我調到秘書科,再后又調到太和崗開發辦公室工作,都領導著幾個大學生,證明那個時候還是有不少人往街道工業里來,也確實在某些方面發揮了他們的積極作用。

          19795月,我終于可以落實政策!當時我還是在東山機械廠任壁燈車間主任,云南省文山州公安局發來了文件,文件內容是給我“恢復名譽,工齡連續計算……”這文件在東山機械廠全廠大會上宣布了。不久,即1981年,我被調到廣州羽毛球廠任副廠長,時間大約兩年。這兩年仍未恢復干部身份,街道工業的副廠長和工人是一樣的,我還是受到一定的冷眼看待,但是我很謹慎,專心把工作做好。羽毛球廠的工作那是真功夫,分分到肉,不敢茍且,稍有馬虎,就會給生產帶來損失。我是管生產的副廠長,又是防火責任人,工作擔子很重,因為羽毛球的情況復雜,那羽毛啦,膠水啦,烘爐啦,都是易燃物品,怎能掉以輕心呢?工廠座落在中山三路、東昌大街附近密集的居民區,粉塵、噪音等早已令人討厭,在生產過程中稍有計劃不周,就會亂成一團。東山公安分局管安全生產的同志經常來檢查監督。那段時間我思想緊張,生活也緊張,分分鐘惦記著廠里的工作。幸好,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廠里也沒有發生什么安全事故,那兩年的生產情況還是羽毛球廠歷史上最好的。

           在羽毛球廠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1、有一次,我帶領50多名職工去旅游,百分之九十是女工。去丹霞山觀日出。天還沒亮,我們到了丹霞山的山腳下。那時上山,險象環生,要爬山,要摸黑,抓著鐵索過山崖,我這帶隊的有點心寒,怕出問題,但是大家的團結互助精神很好,拉拉扯扯的上到了山頂,還沒有天亮。在上面有些寒冷,同志們互相照顧。那情景,至今難忘。到第二天回來的路上受阻,耽誤了時間,根據實際情況,我答應大家補休一天,此事還受到書記的批評。

          2、區的領導,對羽毛球廠很重視,因為全市只有一間羽毛球廠,日本商人早已盯著我們。香港的商人也不落后,成天在打羽毛球廠的主意。新加坡也有商人到來,求合作,求產品。有一次,區長帶領著香港商人去泮溪酒家談生意,我是代表工廠方參加的,在餐桌上沒有談成什么結果,不過此次宴客為日后羽毛球廠的前途,定了方向,所以,不久,我們的羽毛球廠便被外資羽毛球廠代替了。

          現在,再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這一時期區街道工業發展的情況。

                        、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基本建設

           1、總公司擴大配電站能力,增加兩個機組,滿足了基地用電的需求。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各個工廠用電的需求不一樣,而各個廠的電工的水平都不一樣,有些事情要公司來協調,這件工作我們做得還不錯。

           2、增大自來水的設施。這件事費了很大的力氣。我當時是生產科長,主持這項工作,要從先烈路引水上太和崗山頂,經過進入殯儀館必經之路的太和崗路,困難很大。但我們克服了困難,終于完成了這件工作,滿足了生產和生活的需要。

           3、建立電話總機。在當時來說,十分必要,現在回頭看,我們以前多么落后,我在東機廠搞供銷的時候,廠沒有電話,也沒有汽車,要用車時便跑到工業局車隊去登記申請用車。沒有電話,有事要派人跑一趟。這些事我們都經歷了。當時要在工業基地建立一個電話總機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須知那電話局也是個壟斷行業,和供電局自來水公司一樣,別的部門是不能或不易插手的。

           4、建立衛生所,建立幼兒園,解決職工的實際問題

          二、 進一步擴大經營范圍,開產品推介會,開發新產品,引進外資搞活企業。

          1、我參加過一次產品推介會,跑到長沙去開,有計經委的兩個副主任帶隊,把一些有價值的產品向外推廣市場,當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

          超聲儀器廠開過一次比較大型的產品推介會,由公司牽頭在云山大酒店租用了會場,來的客戶,大概有200家左右,我當時是公司的工會主席,負責這個會議的總務工作,在云山大酒店住了幾個晚上。由于我的工作做得比較出色,好像是露出了一些鋒芒,得到了區領導和公司領導的贊揚和賞識。

          公司還組織學習,舉辦各種培訓班,還請了香港工商管理顧問公司來辦過班,學習現代科學管理,又請華南工學院的教授來傳授液壓技術等等。

            2、在開發新產品方面,各個廠都在搞:液壓件廠搞液壓站,機械四廠搞大型洗衣機,鋼瓶廠搞印刷,橡膠廠搞蝕刻,不銹鋼廠搞產品更新換代……大家都在跟上形勢,都在創新,所以生產的熱情很高漲。有些外商找投資對象也找到我們,如搞照相機的,搞動畫片的,搞寶麗扳的,搞羽毛球的……都紛紛和我們洽談。我們也在計劃搞很多東西,如電風扇、煤氣爐,摩托車等等,成功與否都不一定,但都在籌畫之中。

            3、有些廠引進外資,搞合資或獨資的企業,如塑料廠最后變成了照相機廠,羽毛球廠最后也變成外商獨資的廠了。有些廠自己的產品有市場,也有技術力量,但無資金,只有走引進外資這條路。

           4、直屬工業公司每年都召開計劃工作會議,總結工作會議,表彰先進大會等。有些會都跑到別的地方去開,去中山,去順德,去番禺等,順便也吸收鄉鎮企業的經驗。區的領導亦非常重視區街工業,如區委書記于××上任不久,就親自帶領十幾個工業公司的經理到華東一帶考察,取經,看人家是如何搞活區街工業,學習華東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這個動作影響很大,但收到的效果如何,卻不得而知。

          三、加強黨團建設,充分發揮工會作用,建立科技協會,完善民兵組織

          1、黨團建設。這些年來,發展黨團員工作都在進行,一批積極份子入團入黨,所有的工廠都在進行。順便說我個人,本來我對自己入黨的問題,早已冷淡了,因為1952年、1956年都申請過,未能批準;又經過20多年的曲折,已無心眷戀入黨問題;但領導現在又給予我平反,恢復工作;公司領導和黨委辦的同志,經常和我談起這個問題,我在經不起他們誠懇勸導之下,終于1987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我是秘書科長,又負責公司的基建工作,在某些人眼中,不能不是共產黨員吧!可惜那時我已57歲了。

          2、工會組織已很龐大,公司工會也組織過園晚會、文藝晚會,還舉行過運動會,我當工會主席時,曾帶領過足球隊去均益球場比賽。1986年,還參加了在市七中舉行的全公司運動會的籃球比賽。公司和各個廠都經常組織旅游,這段時間表現得很活躍。廣州市政府有個工業處,是管我們街道工業的,還組織一些人去休養,北戴河、西安都去過,都在20天以上的時間,照顧一些將近退休或工作貢獻大的人。

          3、經常組織民兵訓練。我們曾在公司后面山頭練習打耙,并實施了實彈射擊,這些工作由武裝部派員來公司搞的,也搞得有聲有色,在一定程度上喚醒民兵同志的戰備意識。

          4、建立科技協會,并搞了職稱評定工作。很多同志在技術上有貢獻,有些技術員工作了多年,頗有經驗,貢獻很多,評職稱即是對他們工作的肯定。我當時是技術科長,負責為全公司人員搞職稱評定工作,工作也相當復雜,但還搞得不錯。我們直屬公司屬下有16間廠,不妨點點名吧,有機械廠兩間,還有鑄造廠、不銹鋼器皿廠、金屬結構廠、自行車零件廠、服裝廠、超聲儀器廠、鋼瓶廠、羽毛球廠、塑料廠、液壓件廠、電器廠、橡膠廠、汽車修配廠、鎖廠等,結果評出來一批技術員,一批工程師,一批技師,讓大家工作得更加愉快,覺得有奔頭,不管社會上承認與否,反正在我們公司都給了他們一個頭。

                          四、對工業基地作進一步開發規劃

          那個時期,直屬工業公司有些盈利,即有一筆資金,可以擴大生產和搞一些福利事業。我是主持基建工作的,在這期間建了衛生所、大禮堂、辦公樓、宿舍樓等,還開辟了一條通往淘金路的馬路,即現在的淘金東路,在此以前太和崗是不通淘金路的。

          關于建宿舍的問題,我在這里多說幾句:1983年我剛調入公司秘書科工作,就接受基建工作。那時的形勢已是大建設開始的年代,土地升值,一般老百姓還不感覺,本人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去規劃局征地,以為是我們直屬廠的土地就可以征用建房,原來我們都想錯了,原想征用羽毛球廠曬場,坐落在中山三路永勝街的那塊地,不行,因為我們來遲了,已有人征用了!再次去想征用橡膠廠原來廠房即犀牛路與環市路交界處的地方建宿舍,也是來遲了,被人征用了!規劃局辦理征地的那個同志是我二弟的同學,他已把征地的地圖都拿了出來給我看××單位征用了,算是很客氣的了。市內征不到地方,只得在太和崗工業基地想辦法,因為太和崗是區政府辦了征地手續的,但也不一定能作為蓋宿舍之用。經過多方協商,才同意在工業基地的邊緣建一幢五層的宿舍樓。

          屬下的各個廠都在逐步建設廠房、辦公樓,食堂、倉庫之類,但不能建宿舍,因為這里是工業基地,有個廠,打著建倉庫的名義建了一幢四層的宿舍,準備供一些住房特別困難的職工居住,地下一層仍作倉庫使用,這種情況被計經委發現了,受到批評,事后怎樣,我就不清楚了。

          工業基地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建設,東山區則成立了一個太和崗開發辦公室,組織一個有十二個人的班子,計經委兩個副主任親自出馬,其人員組成包括有區設計室工程師,有住建公司的技術員,其時,我亦被調到開發辦公室工作,搞基建。區委書記親自抓,都跟我們開過兩次會,研究工作,還請市建委的一些同志參加我們的規劃。

          工作開展以后,調動了區住建公司,區房管局工程隊,東華實業公司三個單位,都來按我們開發辦的規劃各建若干棟樓房。前兩個單位都按計劃建好了一棟樓房,我亦參加了驗收工作。而東華實業公司尚未行動,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區委書記調離了工作,二是當時區長與區委書記對此問題意見分岐,使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有些難做,所以東華實業公司就拖了下來。后來由于形勢和政策的變化,結果太和崗的改造,只有規劃沒有實現。

              第五章   街道工業的結局

          1978年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街道工業輝煌過一段時期,為社會的發展作出過不少貢獻。但是,1990年開始,城市在向現代化邁進,像廣州這樣的華南最大的城市,發展的目標是國際化的大都市,街道工業無疑屬于被“革除”之列。試想,在鬧市中,在街巷里,搞鑄造,搞燒焊,搞合成橡膠,每天制造大量的噪音、粉塵、廢氣,那怎能成為現代化大都市呢?過去之所有街道工業,那是過渡時期的措施而已,它不能長期存在。

               人民生活的改善,促使了房地產業的大發展。城市里的土地,寸金尺土,房地產開發商到處尋找地皮建樓房,不說街道工廠,就是很多國營企業,也要出讓土地,遣散職工,或者找距離城市較遠的地方去發展。工廠原來地方,則建起商品樓房,或建成大型的住宅區,象手表廠、水泥廠、糖果廠、工業大道工業區等。那么大的工廠都改變了,街道工業就更難免了。城市里的工廠要往外搬走,不管是國營的,集體的,私營的。這是國家的政策,也是政府的一項措施,建設現代化大都市的需要,到外鄉、外縣去找地方搬遷工廠,是當時的唯一出路。我們東山工業總公司也找過很多地方,最后在近郊竹料村找了一塊地,也建了幾棟廠房。但有些廠也不愿去,而自己另找地方;有些廠則干脆散伙不干了,大多數的人員被送到社會保障局,亦即成了最早的“下崗工人”。街道工業的全部資產由區成立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統一管起來,大概19961997年間,區政府與外商已達成了協議,太和崗工業基地將近十萬平方米的土地,出賣給開發商金鴻公司建住宅。1998年,他們開始興建大型住宅區“淘金家園”,我還有幸被邀請參加了奠基典禮,見證了這一事實。

          街道勞動服務站、街道工業這種形式,相信不是廣州市獨有,在上個世紀的后半葉,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是應該存在的。到如今,廣州市的街道工業已經全部消失,其他城市的街道工業,也全部消失了吧。我想,即使如此,它們不應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名詞,而是應該作為一個個實體,在中國現代工業化的發展史中留下一筆的。

          本人在街道工業工作多年,在未摘去“勞教釋放份子”這頂帽子之前,只能是低頭做工,夾著尾巴做人,不敢大聲說話。19795月有文件來了,我獲得平反,但沒有恢復干部身份,不過,那時,可以抬頭看人了。19835月,我才真正獲得平反,恢復國家干部的身份,那是真正站起來,堂堂正正做人了。我在區街工業系統擔任過好多個職務,不管在那個科工作,我始終都負責抓公司的基建工作,建廠房、宿舍、辦公樓、禮堂、衛生所等等,統統都搞過。我于1990年退休,但公司還返聘我,到1997年才離開工作。所以我寫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我 與街道工業”,借這個題目來談談我的人生,有許多事涉及到其他的人,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有關人員便可明眼看出說的是何人,有不妥的地方請原諒。

                   201011

                   讀后感

                    陳賢慶

          數年前,大哥寫了一篇《夜闌枕畔憶沉浮》的文章,發來給我,我閱讀之后,很有感慨,寫了一篇“讀后感”——《莫讓好人再受磨難》,并將大哥的文章與我的“讀后感”都放到網上。

          在《夜闌枕畔憶沉浮》一文中,大哥主要寫了自己無端被打成“右派”,在云南“勞教”時的經歷。近年,我幾度催促大哥,應該再寫寫自己回廣州后的那段艱難地維持生計的歲月。現在,終于看到他發來的《我 與街道工業》一文。不過,這文章并沒有刻意渲染他那段時期的種種“苦難”,例如“曾經去過四會縣大興水庫勞動;去過白云山磨刀坑水庫擔泥;去過東湖街麻類加工廠打麻繩兼拉大板車搞運輸;曾經與同鄉蔡傳祿兄到××衛生學校幫人畫掛圖;又到稅務局幫人蓋圖章;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還到廣東玻璃廠去撿煤渣;也曾背著工具箱去幫人修理家私門窗等等等等”。上述那些,都是我親眼目睹但當時由于年少而感悟不深的事,都是很煽情的內容,但是,他沒有詳寫。不過,我在“失望”之余,又感到安慰和高興。我忽然覺得,大哥在有意無意之中,做了一件很有價值的事,那就是系統地寫了上個世紀后半葉,城市中的“街道服務站”“街道工業”興衰的全過程。我估計,這事不一定有人會做,也不一定有人可以做到或做好!只有像我大哥這樣,參與了全過程而現在還頭腦清晰的人,才能寫得出來。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學者,研究中國工業現代化進程的學者,很可能缺少了這一段資料。那么,大哥的這篇文章,或許可以說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白了。所以說,這是一篇有價值的好文章。

          當然,這篇文章也還是可以從多處地方讓讀者感受到,過去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們生活和創業的艱辛。如果有與我大哥同樣經歷的讀者,閱后一定會深有感慨的。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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