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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吳晗——后悔當歷史學家嗎?

                                          

          哀吳晗:文革含冤多少人,最先剿殺三家村。無端一戲吳晗死,誰赴黃泉慰鬼魂。 (1979年1月)

                                                        

             (一)1979年1月,我仍在農場,處境還沒有根本的改變,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加速了冤假錯案的平反,文革最早的冤案——《海瑞罷官》案也得到平反,我也感到由衷的高興。不過,吳晗早已死于 十年前,即1969年。當我得知《海瑞罷官》案及吳晗平反的消息,便寫了上面一詩,以作悼念。

              “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吳晗入手的,所以我先談吳晗。文革之前,我當然已知吳晗大名,畢竟他是有名的歷史學家,而且還是北京市副市長。然而,當時我對他的了解又不會很多,而現在,在一般的辭書中都可以了解到他的簡歷:

               吳晗生于1909年,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1927年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學畢業后,曾任鄉村教員。后考入之江大學預科。1929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1930年8月到北平,經燕京大學史學系教授顧頷剛介紹,任該校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員。1931年夏,考人清華大學歷史系專攻明史,先后在《清華季刊》、《燕京大學學報》、《中央歷史學刊》和天津《大公報》副刊《史學》上發表學術論文,同時擔任《大公報》副刊《史學》編輯。1934年夏畢業后留校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學文學系教授,1940年后,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1943年經周新民、潘光旦介紹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為中國民主同盟),1944年9月,任民盟中央執委兼青年運動委員會委員,12月兼《民主周刊》主編。在昆明期間曾與聞一多等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后,回到北京 任清華大學教授,仍繼續從事反蔣民主運動。1948年響應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同夫人袁震一起奔赴解放區,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和鼓勵。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后任文學院院長。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建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長、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監察委員會主任、文教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及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員等職。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發起編寫歷史小叢書,任《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主編,以后又主編《語文》、《地理》兩套小叢書和《中國歷史常識》七冊。

             (二)吳晗的真正出名,恐怕在1965年。那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對吳晗進行“批判”,善良的人們以為這不過是一般的學術上的討論或爭論,而且姚文元也屬于一個無名之輩。但是,誰能想到,在姚文元的背后,是江青、張春橋等人在策劃,善良的人們更不會想到,毛澤東利用這篇文章,來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人們漸漸看到,《海瑞罷官》被說成是“為彭德懷反翻案”;從批吳晗,進而批北京市委,批彭真。人們終于明白了,這不是一場學術的爭論,這是“階級斗爭”,是“兩條路線的斗爭”!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載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這時的姚文元已經不是無名之輩,他的文章已經是代表了中央的聲音了。他在文章中污蔑鄧拓、吳晗、廖沫沙是“合股開了黑店”,是“繼《海瑞罷官》之后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地向黨進攻”。這篇文章發表后,全國報紙奉命轉載。對《海瑞罷官》《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和圍攻,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序幕和導火線。6天后,即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并通過了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出,標志著危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

              當年,我聽說吳晗、鄧拓、廖沫沙等是“反黨分子”,感到十分的驚訝,因為他們都是北京市一級的領導干部,這么高級的干部也“反黨”并組成“集團”?后來我才知道,他們不過是小魚蝦罷了,他們是毛澤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個突破點,他們成了最先的一批無辜受難者。

               吳晗被七斗八斗,熬過了66年、67年、68年,到了1969年10月11日,他終于被造反派活活地打死,含恨去世。而在當時,他的死是不會讓國人知道的,也無須要作什么交代,這位著有《朱元漳傳》《投槍集》《學習集》《春天集》《燈下集》《海瑞罷官》《海瑞的故事》《讀史札記》等100多種著作的歷史學家、明史專家的死,和一只螻蟻的死實在是沒有什么區別的。1979年,經中共北京市委決定并經中共中央批準,他得以恢復政治名譽,平反昭雪,而這時,他已含冤死去10年了。

             (三) 后來,我看到葉永烈、李輝、許志林等先生的一些文章,得知吳晗在“反右斗爭”時,他是一員“干將”,狠斗過別人。在此也引述幾段文字:

              據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一書披露,反右派鑼鼓一敲響,一馬當先的便是吳晗。在1957年6月26日至7月25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吳晗又是一馬當先,揮著手,高呼著“我憤恨,我控訴”踏上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臺,作了題為《控訴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活動》的演講,把根本不存在的章羅聯盟無限上綱,大加撻伐,以此顯示自己的正確,顯示自己堅決地站在了左派這一邊。李輝文章中也披露,“一個和吳晗共過事的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的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他說在反右運動中,正是由于吳晗的革命熱情和斗爭的堅決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從而經受了二十年的磨難。”

               許志林認為:1957年,正是因為中國存在著一批像吳晗這樣的知識分子,才使得中華大地上的反右派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國大地上最后一批要求民主的聲音遭到了扼殺。而且,中國社會重復了一代又一代的悲劇,就又開始了。正如曾是共產黨高干、老作家韋君宜最近寫的《思痛錄》中所反省的:“這類事情,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實出于反右。”。由此可見,正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的普遍失語癥,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有的甚至成了落井下石的打手,才最終導致了“文革”的全民浩劫——吳晗自己也沒能逃脫這一歷史悲劇。當年他第一個舉起手去打倒別人,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卻是第一個被別人打倒,而且由于民主與法制比當年有了更大的破壞,所以,他就遭遇到了比當年右派們更為悲慘的命運……,這,確實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思。

              而我則認為:這類事也并不奇怪,在共產黨內,”窩里斗“已由來已久,在那無比艱苦的井崗山年代,也搞了幾年的“肅反”,冤枉或冤死了不少自己的同志, 井崗山中原來的“綠林好漢”先后被鏟除;毛澤東、鄧小平也身受其害;在同樣艱苦的延安時代,也搞起“整風運動”“搶救運動”,讓康生等人大顯身手,連女作家丁玲也不放過;解放后,本該好好搞建設,但仍要“以階級斗爭為綱”,一兩年來一次政治運動,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周揚等,不是也斗過一些不該被斗的人,如彭德懷、張聞天、習仲勛、鄧子恢、潘漢年、方方、胡風等嗎?參與過斗別人的人,又豈止吳晗?

          二十五、鄧拓——最早以死抗爭的才子

                                               

          哀鄧拓:枉汝龍蛇二十年,分明身敗是章篇。燕山此日重驚世,何處尋君下九泉?!(1979年2月)

                                                

              (一)1979年2月,其時我在江蘇省南京市探親,大概得知鄧拓平反的消息,于是寫下這首哀悼的詩。鄧拓有詩云:“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我詩中的前兩句是改他詩句而成。

              現在的年輕人對鄧拓也許很陌生,但經歷過文革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鄧拓。可以說,“文革”的開始,是同“三家村”緊密相關的。繼批判《海瑞罷官》之后,就到“三家村”了。而“三家村”“村主”之一的鄧拓,自然成為繼吳晗之后遭到批判的另一個對象。在遭到林彪、江青等殘酷迫害后,鄧拓于1966年5月18日,即“五一六通知”發布僅兩天即含冤自殺身亡。至于鄧拓自殺身亡的經過,又恐怕鮮為人知,本文主要告知讀者這一內容。

             (二)鄧拓生于1912年,福建閩侯人,原名鄧子健、鄧云特。1930年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一直從事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建國后,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等職。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春,鄧拓以筆名馬南邨為《北京晚報》撰寫了一些知識性雜文,后來這個欄目定名為《燕山夜話》。同年夏天,鄧拓同吳晗、廖末沙合作為《前線》雜志撰寫雜文,后定名為《三家村札記》。這些文章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文革”開始后,江青一伙出于打倒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目的,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之后,又擴大到《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從1966年5月8日開始,江青一伙組織文章,攻擊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為名寫作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組織的一場反對社會主義的進攻。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5月11日,《紅旗》雜志刊登了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一時間批判如潮,所謂的“三家村反黨集團”就此鑄成。

             鄧拓是怎樣死的呢?當年,他的死,是“自絕于人民”,又多了一條罪狀,但即使這樣,也不會在報上公布,所以,一般人是不會知道的。在鄧拓死后32年,即1998年6月,一位記者采訪了鄧拓的夫人丁一嵐,采訪記錄后來刊登在《南方周末》上。從丁一嵐那里,我們可以了解到鄧拓去世的詳細經過,沒有注明的段落,就是丁一嵐的自述:

             (三) “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浩劫最早的犧牲品就是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所寫的知識性強、文筆生動、針砭時弊的文章,被稱作是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拋出“三家村”,成為引發文革的導火索。   

              最初是批一個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那時還沒有和“文化大革命”聯系起來,然后,就是1965年開始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當時,毛主席大講海瑞,所以,有些領導人就示意吳晗寫關于海瑞的劇本,吳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寫了《海瑞罷官》,但后來居然變成吳晗借此反黨了,我們都覺得實在是有點冤屈吳晗。當時北京市委是想保護吳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說清楚。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文化這上面挖,那時候,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 三個人給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前線》寫專欄,題目叫“三家村札記”,最后把鄧拓的《燕山夜話》也連上一塊批判,這三個人就這樣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 “三家村反黨集團”。   

              1966年報上公開提出,沒有人支持,他們三個人怎么敢于這樣進行反黨活動?他們背后還有人,得挖出來。大家也逐漸看清楚了,其實這“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而真正它的目標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來總理,他們對于國家建設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頭是對著劉、周,就是從“三家村”這條線轉過來的。我們總還以為批判一段時間就結束了,我記得楊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高教黨委書記,韋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鄧拓,鄧拓說,嗨,好好檢討吧,有一年也就過去了。楊述還說,哎呀,我怕一年還結束不了,恐怕得兩年三年。所以大家總還想著這是一段時間的理論斗爭、政治斗爭,然后結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有一個甄別平反,但是沒有想到這場批判后來發展到那么殘酷,簡直不講任何道理,并且還引起全國的混亂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點名批評北京市委對“三家村反黨集團”是假批判 、真包庇,鄧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兩位朋友在這場黨內政治斗爭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于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鄧拓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扯進黨內高層領導之間的斗爭。毛主席為什么批鄧拓 ?當時鄧拓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進為主。這篇文章作為社論必須要經過總編輯發稿的,鄧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這么重要的社論都是要經過毛主席批準才發表的,毛主席批了個“我不看了”,這意思也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因為以前發社論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會發表意見。但他這次說“我不看了”,也不是說“我不看了,你們就去發”,不是這個意思。” 面對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說發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發吧,少奇和周總理那邊又沒法交代。鄧拓本人也同意社論的觀點。想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發表這篇社論。可是,他畢竟還是書生氣十足,原來社論是4號字,他改成了5號字,想著字小一點,這樣可以避免特別醒目,引人注意,其實這無濟于事。因為這件事,毛主席對鄧拓很不滿意,就批評他是:書生辦報。“書生辦報”是緣于這里。   

              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是從反右開始的。毛主席要釣大魚,讓《人民日報》刊登一些批評黨和國家的比較尖銳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語就登出來。鄧拓認為黨的機關報這樣登不妥,影響也不好,就還是在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語登出來。這樣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個釣大魚的思想了,把“陰謀”“陽謀”稍微暴露了一些, 所以,毛主席又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有了毛主席的這兩句話,鄧拓就沒法再在《人民日報》干下去了。鄧拓跟毛主席的路線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連總編輯也給撤了,鄧拓本人也要求辭職。有了這些歷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問題拉出來的時候,鄧拓也覺得在劫難逃了。 “大參考”被收走 ,鄧拓帶著毛主席的兩句評語:“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離開了《人民日報》, 回到北京市委。

              (記者按)他終究還是一個文人,他離不開他所熱愛的寫作,他用雜文的形式,寫一些對現實有針對性的文章,這些雜文很多是批評當時不實事求是的作風 、缺乏民主的作風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像《一個雞蛋的家當》《“推事”種種》等等都是借古喻今。這些文章在《北京晚報》周二、周五刊登,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也招來了最后的殺身之禍。鄧拓的這段沉浮,似乎并沒有使他和丁一嵐認識到政治斗爭的殘酷無情,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廢棄“庸人政治”》這樣尖銳辛辣的文字。當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深深地欽敬鄧拓的勇氣和犀利。而丁一嵐沒有想到,幾年后,她將和鄧拓一起,再次被貶斥出革命的陣營。

              批吳晗的時候,我們就考慮到要批鄧拓了;他保吳晗也沒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在北京范圍內黨內就批鄧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鄧拓。因為已經在內部點了北京市委的名,說北京市委包庇反黨集團。大家都是組織紀律性很強的嘛,北京市委能不執行黨中央的意圖嗎?大概在批判鄧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領導彭真、劉仁同志就受到批評。我們也已經知道,這一場批判真正的對象是誰了。   

              當時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 ,期待著有一天能向黨說清楚自己的創作思路、寫作意圖。他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衛員,這時已經成了監督員了。曾經是溫馨而熱鬧的家,變得靜悄悄,父子相見,都默默無語。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里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骯臟的。可他們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溫柔、那么愛他們的爸爸怎么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面這樣說會惹出什么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么。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為難,也盡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難受,他多想像從前一樣和孩子們說說話,聊聊天。   

              雖然鄧拓沒有工作,但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還是按時送到我們家里,當時每個市領導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了幾個人到我們家,沒有跟鄧拓做任何解釋,就把我們家的“大參考”全部都收走了,還說以后不再送“大參考”給鄧拓了。鄧拓問為什么,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具體什么指示也沒說。鄧拓有點激動,希望今后還能看到“大參考”,來人也不理會他,拎著那些“大參考”就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后還在說:能不能繼續把“大參考”給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鄧拓一直坐在書房里,一句話也不說。 

             (記者按)一本“大參考”,在許多人眼里它不過是黨的高級干部的一種待遇,但處在全國上下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聲浪中,鄧拓把這本“大參考”當成是一種象征,一種黨仍然信任他、認可他的象征。他在極度的孤獨和痛苦中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掙扎著、希冀著。現在這個象征不復存在,而它透示著某種更為嚴酷的信息。雖然鄧拓沒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時的心跡,但我們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轉機的鄧拓接受這個事實的痛苦與絕望。在承受了許多這樣的打擊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絕望的深處走去,最后,他選擇了死。從5月8日開始,北京各大報公開批判《三家村札記》 和《燕山夜話》,深挖“三家村反黨集團”幕后的人物,全國各地也在傳唱一首童謠:“鄧拓、吳晗 、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 已經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在黨報上刊登這樣一篇文章,對鄧拓是致命的一擊。鄧拓覺得黨徹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來證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誠。

               說鄧拓是叛徒,鄧拓不能忍受,因為《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這樣宣布,鄧拓說,是不是黨對我做了什么結論了。其實后來在復查時才知道這是毫無根據的,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是代表黨啊。在那種情況下,壓力大,因為處在了和黨對立的這么一個位置上。你要讓他跟敵人斗,跟國民黨斗,跟日本帝國主義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堅持斗爭。鄧拓1930年就參加共產黨了,為黨做過很多地下工作,還被捕過,在監獄里跟敵人進行過不屈不撓的斗爭。抗戰8年,解放戰爭3年,在敵后背著機器,堅持為黨出報紙,敵人進行‘梳篦式’掃蕩,他都堅持出報。那時候經常好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多少槍林彈雨他都挺過來了,因為黨相信他,邊區政府支持他。可現在呢,黨宣布他是一個叛徒。他對面是共產黨,是他一向信仰和遵從的黨組織。他還要面對那些并不了解真實情況的所謂的革命群眾,他成了人民的敵人。這跟過去戰爭年代的斗爭完全不一樣,這個他不能忍受。我覺得,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人,絕對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對我來說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們家是三間房,我和鄧拓分開住,各住一間。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間, 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全身都涼了。那時候,他有很多病,身體很不好,經常寫東西,手出汗很多,寫東西他總用一塊手絹擦汗。我拿到他這個手絹,那手絹都是濕的,他當時寫遺書時,心里有多么難過,就這樣走了。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里還住著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里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么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么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后,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里,拿水沖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么,是稿紙,那么一疊,字都朝里,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后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么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么就那么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   

              (記者按)這是多么凄愴、令人心碎的場面。一邊是沒有親人守候的鄧拓的遺體,一邊是妻子和姐姐為銷毀他的遺物而心驚膽顫地忙碌。丁一嵐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堅強的,她的確非常堅強,因為她必須堅強。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鄧拓自殺。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自己風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么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后被組織上宣布是叛徒?我覺得他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他那么平靜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么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北京市委已經調整了班子,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的時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連我的孩子也不讓知道。第二天,他們又來我家抄東西,很客氣,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鄧拓的秘書和他們那兒秘書處的都來了,鄧拓給我有一封遺書,是很小的一張紙,就說對不起我,他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和孩子解脫了,免得我們再因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難受的是,鄧拓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面了,翻了一陣才翻出來,他們當時就拿走了,也沒給我看。   

             (記者按)鄧拓去了,雖然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結束了所有強加在他身上的誣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長期被監禁。鄧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親人們得到解脫,痛苦依然絞著丁一嵐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里,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我是絕對忠實于黨的決定的,所以,很長時間我沒跟我的孩子說,爸爸已經死了。我對孩子絕對保密,這樣的處境對我來說非常困難。孩子也不問,他們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見到爸爸。一直到兩年以后,外邊已經傳開了,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們才回來問我,因為我一直跟他們說爸爸住院了,他們也不希望爸爸回來,怕紅衛兵來家里鬧,孩子們的精神負擔很沉重。結果外面已經傳說爸爸死了,那時候,咱們的報紙習慣說,“誰誰誰帶著花崗巖的腦袋見上帝了”,“花崗巖腦袋”就是頑固不化,那就是說這個人死了。孩子們從外面聽說了,回來問我,我還是先請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說鄧拓已經死了,才敢跟孩子們說,爸爸已經死了。孩子們都非常愛黨,相信黨,黨的報紙說爸爸是叛徒,他們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來,他們被人家罵成是狗崽子,他們親身遭遇了許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們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們要愛黨愛群眾,他們跟我說,我們愛黨,但黨不愛我們。這是事實,他們下鄉插隊多年,想去工廠、上大學都不批準,就是因為他爸爸的問題,孩子們說這樣的話,我總是很痛心。

              (記者按)每年5月18日,丁一嵐都給鄧拓寫一封信。最讓丁一嵐痛心的是,鄧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紅衛兵隨時都可能來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把鄧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鄧拓的哥哥當時在中科院,鄧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壇子里,空出來一個藏著鄧拓的骨灰。從表面看,兩個壇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后,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這場浩劫。若是鄧拓父母在天有靈,得知他們死后仍能保護愛子遺骨逃過劫難,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慟還是欣慰。每年5月18日,丁一嵐只能一個人默默地祭奠鄧拓,她總是給鄧拓寫一封信,告訴他這一年里她和孩子們的情況,就像鄧拓活著時,他們夫妻談著的那些家常話。她也向他傾訴自己的孤獨和困惑。寫這信時,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無助了。然后,她劃著一根火柴,把信點燃。每一年,她都按時給鄧拓寄出這樣一封信,她就是用這樣一種方式和丈夫交流著情感,聯系著兩個世界。1976年那個金秋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于淪為人民的“階下囚”。可是滿目瘡痍的中國仍然背負著數不清的冤假錯案,從國家主席、開國元勛,到基層干部群眾,受害面之廣前所未有,“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這類莫須有的罪名,依然束縛著成千上萬的人們。從1978年陸續展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給丁一嵐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鄧拓的問題能夠盡快得以復查。   

              那時我也不敢提這個問題,我得摸清楚情況才敢提。我遇到一個從前認識的同志,他說,《人民日報》的領導很關心鄧拓的問題,你寫個材料吧,我們那里有一個內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寫的材料印在上面,這樣,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來就寫了這個材料,登在那個內參上,中央就批示讓組織部的專案復查小組復查,這才開始復查鄧拓的問題。79年初復查時,他們分析問題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很大,很多問題都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一個一個問題查,我就跟他們辯論。鄧拓有一枚圖章,上面刻著“書生習氣不可無”。這句話, 文革時就批判過,說鄧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說他是‘書生辦報’,他有抵觸情緒,就刻了這個圖章。復查的時候,那些人還追問我,這個圖章是什么時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評他之前、還是之后刻的,就連這樣的問題都還在摳唆。 哎呀,爭來爭去,算是給鄧拓平反了。給了一個結論,很簡單的幾行字,寫鄧拓 、吳晗、廖沫沙三個人都不是反黨,所有被株連的人都撤銷對他們的處分,寫的就這么簡單。   

             拿到這張只有幾行字的平反結論,我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鄧拓13年前寫下的遺書。最后,他們同意我到資料室去看鄧拓檔案里的遺書,隔13年,我才看到遺書,這時,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檔案室里大哭了一場。鄧拓的遺書寫得非常動人,是寫給北京市委的,整個敘述他的寫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經過。他說,我的寫作問題,完全是我個人負責,跟北京市委沒有任何關系,因為我的稿子市委并沒有審查。后來為了鄧拓的追悼會怎么開,也爭論了很長時間。甚至追悼會的悼詞,他們也沒有讓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見吧。后來北京市委有一個同志跟鄧拓很好,他給我看了悼詞,結果他們限定這個追悼會不能超過600人,還是要處級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對這個限定有意見,我也有意見。我說,當時跟鄧拓他們一起搞《三家村札記》的編輯,哪有處級干部,這些編輯后來都受株連了,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連追悼會都不讓他們參加,這對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電臺打印了一個訃告,印了一百份,寄給我們的一些朋友。開追悼會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寶山的紀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鄧拓的遺像做了兩個,一個擺在會場里,一個擺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沒見過鄧拓了,看一下遺像也好呀!

            (記者按)我們今天重述這些飽含血淚的往事,并不僅僅只是把它作為一段黑暗歷史的見證,而更多的是為了我們能從昨天的歷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諦,使我們能夠在現在和將來不會再重復昨天的黑暗。丁一嵐的話耐人尋味:“我覺得文革從整個人類來說也是一大悲劇。” 采訪丁一嵐的那個下午,隔壁鄰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彈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嵐家種滿花草的陽臺,有幾只小鳥在夏日的陽光里蹦跳鳴叫。在鳥語花香的旁邊,在明快優美的鋼琴聲中,聽著一位老人講述著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的悲劇,我很難表述我內心的那份復雜的感觸。在這快樂與悲哀的交織中,我總是想到鄧拓去世時手里攥著的那塊濕漉漉的手絹,我想,那上面不知浸著多少男兒淚。這次訪談的 三個月后,丁一嵐病逝。

             (四)上面是我大段大段地引述了別人的文章。我本來并不想這樣詳細地引用別人的文章,然而,這篇對丁一嵐老的采訪,卻使我難以割舍,我以為只有較完整地讓讀者知道鄧拓的悲劇,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權術,什么是誣陷,什么是丑惡,什么是罪行,什么是悲劇角色,什么是民族災難。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我的母親也是1912年出生的,和鄧拓同年,她是一位普通的婦女。鄧拓死時是54歲,而我的母親雖也經受磨難,卻活到1997年,享年85歲。我想,如果鄧拓也能活到這個歲數,以他那樣的才氣,該能產生多少部類似于《燕山夜話》那樣的不朽著作啊!可是,我們親手扼殺了多少中華民族的精英,扼殺了多少真正的燦爛的文化,這慘痛的教訓我們不知已經記住了沒有!  

          二十六、田漢——國歌詞作者不能死于國歌聲中

                                              

          哀田漢:世事滄桑變,哭君去不平。刀叢難幸免,棍下即凋零。義勇歌聲壯,辛勤劇作精。文壇先輩盡,接力囑年青。(1979年4月)

              (一)1979年4月,我仍身處農場,仍未得到“解 脫”。不過,許多比我凄慘十倍的含冤受屈之名人,相繼平反,獲得“解放”,我也很高興,只要國家有中興之日,我也不怕“把牢底坐穿”。大概當年的4月份,報上有田漢平反的消息,于是,我寫下了這首五律,以表示我的哀悼。

              我與田漢當然談不上有任何關系,但是這并不妨礙我知道他是中國現代一位著名的戲劇家。田漢是湖南長沙人,1898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參加過五四運動。1921年回國后,與郭沫若等發起成立創造社。后與歐陽予倩等創辦南國劇社。1930年加入左聯,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一直從事左翼戲劇和電影活動以及愛國民主運動。建國后,擔任中國劇協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

              我后來才得知,田漢的劇作甚多,不過,恕我孤陋寡聞,才疏學淺,在文革前,我似乎沒有看過他的任何一部戲劇或劇本,文革開始后,就更沒有這樣的機會了。然而,他有一種作品,我是非常清楚的,全國人民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而這《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被定為國歌。如此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曲作者就是聶耳,詞作者就是田漢!國歌歌詞的寫作者,這恐怕是任何作家也難以比擬的殊榮。

              如果問,國家最尷尬的事是什么,我們當然可以舉出一些,如國家領導人弄出桃色新聞,如克林頓與萊溫斯基,不過,我提一樁,如果國歌的詞作者原來發現是個壞人,是個叛徒,你說尷尬不尷尬?這國歌還唱也不唱?這國歌要不要更換?文革之時,我們就遇到了這種事,因為國歌的詞作者田漢,被發現是一條“反動漢子”,是叛徒,早早就被打倒了。

              田漢被打倒,又與魯迅有關。讀者可能奇怪了,莫非魯迅活到文革時仍未死,充當了林彪、江青的打手?非也,魯迅本人早于1936年即死了,但因為毛澤東贊揚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于是,魯迅就是最革命的革命者。那時候也流行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我當知青時,也和農友們質疑過這句話:敵人說雞肉好吃,我們就說難吃嗎?敵人說屎是臭的,我們就說是香的嗎?不過那時又有另一種說法: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理解。不理解,是自己的水平低,而毛澤東的話是不會錯的。唉,看我扯到哪兒去了,還是說回魯迅吧。因為魯迅是骨頭最硬的,最革命的,因而魯迅批評過,諷刺過,鞭撻過的人,都不會是好人。于是,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四條漢子”被揪出來了;而章士釗、林語堂、陳西瑩、楊蔭榆、梁實秋等,更是直到現在仍讓全中國的高中學生記住他們那“落水狗”的形象。

              唉,其實,這是林彪、江青們利用魯迅這個死人來整活人,讓你有口難辯。魯迅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他生前肯定不會經常運用那幽默諷刺的文筆,更不會輕易提到文友或論敵的名字的。更冤枉的是,魯迅文章提到的“四條漢子”,還是臨時拼湊的,即田漢是無意中加入的,如果田漢不是這么倒霉,或許他的“罪”會輕一點(無罪是不可能的)。數十年后,田漢的孫子田剛談起一些往事:

             (二)田剛從小就很驕傲自己有一個這樣的爺爺,1966年初,報紙上發表了批判田漢的文章,十余歲的田剛一見就用火柴把報紙燒了。田剛說,“四條漢子”當中死在“文革”期間的,就爺爺一個,其余三條漢子周揚、夏衍、陽翰笙都活到“文革”結束,實際上爺爺被魯迅列入“四條漢子”挺冤的。1934年10月底,這四個人和魯迅的那次見面,本來并沒有田漢參加,他是臨時碰上周揚和陽翰笙而加入進來的,他的加入還曾使夏衍為難,因為夏衍預約魯迅時 ,只說他們三人要報告“左聯”的工作,并沒有提到田漢,而且夏衍知道魯迅一向不喜歡田漢,不過人已經來了,也不好阻止他,只好四個人一起去見魯迅。一年之后,在“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中,魯迅與“左聯”這幾位年輕的共產黨干部的矛盾更加尖銳化,魯迅在文章中如此描述此次會見:
              ……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外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
              如果田漢那天不是偶然碰上加入,恐怕就不會被列入“四條漢子”之一。在“文革”中,“四條漢子”幾乎是“反革命”的同義語,1966年底,田漢被北京衛戌區逮捕,由“田漢專案組”監管、審查,使田漢的糖尿病、腎病和心臟病一并爆發,于1968年12月10日,田漢默默死在301醫院里,化名“李伍”,時年70歲。

                                       
            
          (三)據田剛說,爺爺死時他們家人都不知道,7年之后才知曉。田漢事母至孝,在家里是老大,他的媽媽易克勤一生傾心竭力支持兒子的事業,在文藝界很受尊敬。生命垂危之際,昏迷的田漢叫著:“讓我回家看看90多歲的媽媽吧!我只看一眼……”從日記上看,田漢的字越寫越亂,越寫越少,他一直未承認自己是叛徒,仍然相信黨和毛主席。
             從1949年始,田漢擔任了中國文聯戲劇家協會主席,直到“文革”他被打倒之時。他并不善于做行政工作,出于對藝術的熱愛,他于建國之初,一連給周揚寫了10封信,談戲曲改革的事,周揚告訴人說:“快讓田老大打住。”田漢主張對古典戲曲采取“保護主義”和“慎重”、“明智”的改革方針,而不是一概抹殺,實際上形成了他后來悲劇的根源,引出了1963年以來毛澤東對中國戲劇狀況的多次嚴厲批評,直至他在“文革”中為此送命。
             田漢不僅有很濃的文人氣,也有很深的江湖氣,他一生待人以誠,廣交朋友,國民黨人、民主人士、江湖藝人、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社會關系極其復雜。30年代時,藍萍在上海參加“左翼”戲劇電影活動時,曾在田家住過一個多月(許多演員都在田家住過),田老太太待她不錯。1964年前后,江青找田漢談過兩次話,都是不歡而散。田漢一生不懂政治,他有追求、有信仰,但胸無城府,口無遮攔,終其一生只是個戲劇家。

             (四)田漢就是這樣,被誣為叛徒,被打倒,被迫害致死。于是,國歌就不好辦了,由于當時正忙于搞“運動”,還沒考慮到更換國歌的事。不過,當時也頗會變通的,就是不唱歌詞,需要的時候就“奏國歌”,這樣就避免了尷尬。另一種變通,就是會議開幕時奏《東方紅》,閉幕時奏《國際歌》,大有以《東方紅》取代《國歌》之勢。

              還有一鬧劇要提一提的。打倒“四人幫”后,華國鋒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他也要樹一樹自己的威望,毛澤東有《東方紅》,他也來一首《交城山》。這還不算,不知是在什么會議上,可能是黨的十一大吧,竟通過了一個修改國歌歌詞的決定,不知由誰人來寫過另一種歌詞,套在聶耳所作的原國歌的曲子里。那歌詞,竟有“跟著華主席,永遠向前進(大意)”這樣的句子,讓我們唱著唱著直覺得別扭、渾身不自在。華國鋒畢竟做了一件勝過毛澤東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唱到國歌里去!幸虧,隨著華國鋒的下臺,國歌的歌詞又恢復原狀,不然的話,如今奧運會頒獎、甲A、甲B球賽開場都常要唱國歌,那就太難受了。

              只要國歌不變,田漢仍活在國人心中。

           

          二十七、老舍——不怒而沉湖,就不是老舍

                                          

          哀老舍:亂世甘心辱?先生作自沉!至今湖岸柳,猶說當年人。(1979年3月)

              (一)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亂世。亂世固然不好,但亂世出英雄,亂世也出文豪。因為在亂世間,政治家和軍人們為爭奪天下正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任由文人們去“百家爭鳴”,反而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了。因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學家,稍接觸文學史的人都會感受到,我無須在此一一列舉,老舍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新中國也提倡“百花齊放”,但往往造成百花都是一種花,即“向陽花”;而“百家爭鳴”最終歸結為一家,即“社會主義大家”,因而,在解放后成長為“大文豪”的,恐怕誰也稱不上。文藝花園不夠繁榮也罷,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那些老一輩的文化人,經歷亂世而不死,留命到了新中國,卻在1966年后大量遭到污辱、虐待和迫害,不少被迫害致死,如上兩節提到的吳晗、田漢等;有的被迫走上“自絕于人民”的道路,如這一節的老舍,以及下一節的傅雷即是。

             老舍于1899年生于北京,滿族正紅旗人。原名舒慶春,字舍予。1918年北京師范學校畢業后,從事教育工作。1924年去英國,開始從事文學創作。1930年回國,在大學中任教,繼續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了《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長篇小說。1946年到美國講學,1949年底回國。解放后,寫了話劇《龍須溝》《茶館》以及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等。在文革前,我對老舍的了解當然很有限,只買過及讀過他的《駱駝祥子》,其他的,都是在80年代后才拜讀到。

             1949年底,如果老舍仍留在美國,應該不會16年后自沉湖底而死的,不過,這都是多余的話。新中國就象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當時的海外游子歸來,老舍又怎會不歸?他又怎么會想到,16年后中國會有一場大劫難?至于老舍是怎樣死的,我當年不可能知道,后來也只能靠報刊書籍提供的信息。有一位傅光明先生,經過多年的走訪,寫成了《老舍之死采訪實錄》一書,下面我就引用書中的一些內容:

             (二)老舍夫人胡絜青回憶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斗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參加呢?”我無言以對。于是他就去了,誰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不由分說,一邊扭過老舍雙臂讓他做“噴氣式”“請罪”,一邊對他拳腳相加。老舍分辨說:“我不是反革命,我寫的作品都是歌頌新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派們馬上譏笑地反問他:“你歌頌共產黨,為什么共產黨不要你入黨呀?” 

              提起入黨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家們相繼入黨,老舍也寫了入黨申請報告。報告最后送到周總理手里,周總理親自來到我們家里,對老舍說:“老舍先生,你的入黨要求我們知道了,我想就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因為有些事,讓我們自己說,或者讓我們的黨員同志說,都不太方便,而讓你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對黨的貢獻反而會更大,你看呢?”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于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周總理聽說老舍出事后,當著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國際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后,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進屋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老舍滿臉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著。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著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手才緊緊地抓著我的手,久久沒有松開。我倆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說心動了,送我倆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著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上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為什么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預感到可能要發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里,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見4歲的小孫女在那里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地說了“爺爺再見”,并向她爺爺搖了搖手。

              老舍出門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 (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鐵停車場)邊,坐在那里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后,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他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有一個老頭兒投水死了 ,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著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干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干干凈凈。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后,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里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 我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么說也得把尸體盡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里回告我先等著,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爬上車,守在他身邊。車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從八寶山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里時已是清晨5點多鐘了。這時我家里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著:“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后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在那個歲月里,這兩句平平常常的話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氣。學生們還告訴我:“你的電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拔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后來才知道是周總理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

             (三)再來看一段老舍的兒子舒乙先生的回憶我走到父親尸體旁一看,他仰面躺在雜草叢生、中間踏出來的一條小路上。他的頭朝西,制服凌亂,但也許是經8月驕陽曬了一天,已干了。父親穿著布鞋,還比較干凈。看得出來,公安部門、法警、派出所來驗過。父親的臉是虛腫的,臉上、頸上、胸上都有很多傷痕,整個看來絕對是遍體鱗傷。有一個席子蓋著他,估計是白天有人好意給他蓋上的。

              這時夕陽還在,我就退出來,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著他。我只覺得,現在回憶起來眼前是一片黃,也許是夕陽的黃,也許是席子的黃。我坐在那兒等母親。此時思緒非常復雜,想了很多事情。我當時主要是特別可憐父親,他這么一個人,最后的下場竟是這樣,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可憐。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傷。這時候,天好像變了。我來時還有很大的太陽,突然天陰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擋不住,父親要淋雨了,我盼望著母親早點來。但是一直沒有消息。我感覺臉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我很感謝這雨水,因為它可掩蓋我的淚水,可以陪著我一塊兒落淚。大概到了九十點鐘,街上快沒車了,母親還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來去迎她。這時母親實際上已經來了,她找不到我,因為天太黑了,一個路燈也沒有。她在湖邊叫著我的名字,她這種急切的聲音被看湖的人聽見了。看湖的人告訴她在這個地方。母親是坐著火葬場的車來的,這樣就把父親運到火葬場了。收尸的時候沒有交證明,火葬場說第二天還要把證明拿來,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場,給他們證明。是兩個姑娘接待我的,這時尸體已經處理完,他們說不能保留骨灰。

              后來搞的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是一次追悼會和平反會。但骨灰盒是空的。我們為了紀念他,把他的眼鏡、一支鋼筆、一支毛筆放進去。他平常喜歡喝茶,喜歡花,我們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揀出來放在里面,用這幾件東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張老北京地圖,發現北京城舊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個太平湖,而城里相對應的這個地方叫觀音庵,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親等于是來找他的母親,這個房子是他當了教授后買給自己母親的。當他喪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們把他拋棄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來他的歸宿應該是這兒,這兒有他的媽媽,他媽媽是把生命和性格傳給他的唯一的人,這可能是一個圓滿的結局了。

              他在抗戰時,在那樣一個民族存亡的關頭,曾寫過一篇叫《詩人》的文章,他說,作為詩人,作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將以自己的身體,投水殉職。那天坐在父親尸體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覺的,是一種自己的選擇,他的死肯定有某種使命。這就變成很積極的東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飄著很多紙,是他帶進去的,有人撈上來看,是他抄寫的毛主席詩詞,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歡抄毛主席詩詞。據目擊者說,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張,在他跳湖時,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來,北京市文聯的人把手杖、眼鏡、衣服、工作證等從他身上搜出來的東西幾乎都還給我們,唯獨沒有這個。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是很重要。我們猜想他在這上面寫了東西。他一個人在這兒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筆 ,有紙,他自己又是寫家,他當時情緒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寫了東西,這幾乎是不用懷疑的。我們追問,卻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門轉上去的。

             (四)上面是引用老舍夫人和兒子談老舍的死。老舍就是這樣死了。老舍生前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還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然而,這些職務和榮譽并不能作為他的護身符,在國家主席也自身難保之時,一個只會寫點東西的文化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并不算得什么,只有周恩來等會痛徹心脾,然而也無可奈何!

              當老舍死去13年后,報上才提到他,讓人們知道他“被迫害致死”,至于怎么死,還語焉不詳,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乃是老舍死去33年后才披露的。我篇前的那首詩,最后兩句,實際上是后來作了改動的,望讀者諸君原諒。

          二十八、傅雷——去和巴爾扎克談心吧  

                                      

          哀傅雷:夫婦雙雙去,皆因世不容。文壇從此后,誰可譯巴翁? (1979年4月)

                                                                 

              (一)這是一首悼念傅雷的詩。傅雷是什么人?現在的年輕人或許亦有所聞,因為有一本《傅雷家書》是比較出名的。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知道的文學翻譯家實在有限,只知道有一位朱生豪,是專譯莎士比亞的,一位傅雷,是專譯巴爾扎克的,一位李青崖,是專譯莫泊桑的,一位葉君健,是專譯安徒生的,此外,還有周揚、李健吾等,總之,極其有限。

              傅雷生于1908年,上海南匯人。字恕安,號恕庵。早年留學法國。回 國后從事辦報和文學翻譯工作。解放后,擔任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上海市政協委員等。他主要從事巴爾扎克作品的翻譯,是法國巴爾扎克研究協會會員。

             其實,巴爾扎克的作品,我在文革前看得也很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高老頭》和《歐也妮.葛郎臺》。在文革期間,曾找到一套肯定是禁書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但太長太深奧,雖則看了但當時就沒有透徹理解,現在已印象模糊。上述幾種書,都是傅雷翻譯的。

              我知道傅雷,還因了他的兒子。他有一位兒子叫傅聰,是一位很出色的青年鋼琴家,擅長彈奏肖邦的作品。我在文革前,也算得是一位音樂愛好者,當然聽到過傅聰的名字。在此,我不得不插進一段關于傅聰的故事,因為傅雷的遭遇,絕對和兒子傅聰有關。

             (二)不知什么原因,中國人比較適合彈鋼琴,在 五、六十年代,除了傅聰,還產生了劉詩昆、殷承宗、顧圣嬰等享譽世界的青年鋼琴家。不過文革到來,劉詩昆不但無琴可彈且受批斗,顧圣嬰則早早自殺求得解脫,唯有殷承宗,不知緊跟“中央”還是被江青看中,成了“無產階級文藝戰士”的一分子,可以演奏“樣板曲”,所謂鋼琴協奏曲《黃河》即是。殷承宗因此感恩不絕,把姓名也改成“誠忠”,姓也不要了,以示對“中央文革”及江青的忠誠。當然,這是年輕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走的彎路,我們也不必太過計較,后來“誠忠”又恢復原名“殷承宗”,重新在舞臺上演奏巴哈、莫扎特、肖邦等。那么,傅聰在文革到來時,又有什么遭遇?他沒有遭罪!何解?這需要細細道來了。

             傅聰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父親傅雷對多種中西藝術、文化的淵博學識,獨到見解以及縝密嚴謹的學風,對藝術真理的赤誠追求,直接、長期、深遠地影響著傅聰的演奏藝術。三四歲時的傅聰,已能感受到音樂的強大吸引力,顯露出對音樂不尋常的熱愛。七歲半開始學鋼琴,拜意大利指揮家、鋼琴家,時任“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指揮的梅帕器(Mario Paci)為師。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傳弟子。傅聰在其門下受教三年。傅聰于1951年夏再拜蘇籍鋼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為師。傅聰刻苦用功,每天練琴七八個小時,在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1953年,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羅馬尼亞舉行。經國內選拔,傅聰作為唯一的中國選手參加“聯歡節” 的鋼琴比賽,結果獲三等獎。當時他演奏的斯克里亞賓的《前奏曲》,曾將蘇聯選手感動得不禁淚下。1955年3月,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在華沙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74名選手齊聚波蘭首都。傅聰是唯一的中國選手,也是音樂資歷最為薄弱的一位選手,經三輪比賽,他以與前兩名相近的分數獲第三名,還獲《瑪祖卡》演奏最優獎。這是東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賽中取得的突出成績。雖為第三,但傅聰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為該屆比賽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賽后,傅聰繼續在波蘭就學于杰維埃茨基教授門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畢業。這期間,傅聰曾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國休假,在北京舉行了個人獨奏會,在上海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舉行了莫扎特協奏曲音樂會。此外,還在東歐各國許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離開波蘭前,已達五百余場。這些國家的廣大聽眾領略了中國青年鋼琴家的風采,傅聰也積累了寶貴的專業鋼琴家的舞臺經驗。

              1958年12月傅聰離開留學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移居到“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國,居然不回來,當了“叛徒”!這在當年,是罪大惡極的,因此,文革到來時,傅聰遠在他鄉沒有遭罪,但作為他的父親母親,處境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傅聰的關系,我又知道了他的父親就是傅雷,母親叫朱梅馥。到了后來我又知道,傅雷夫婦還有個兒子叫傅敏,后在大學教英語。

             (三)1966年5、6月間,“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很難想象,象傅雷那樣的法國文學權威,不在他的 銜頭前面加上“反動”二字,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于是,他很快變成“反動學術權威”。很難想象,象傅雷那樣清高的書生氣十足的人,能夠忍受那些非人的侮辱。死,自我解脫,恐怕是他唯一的出路。傅雷與夫人朱梅馥相濡以沫三十多年,他不可能丟下愛妻自己離世,于是,一出哀婉的人間悲劇在那年的9月2日深夜3日凌晨于東方大都市上海上演了。他們是怎樣離開人世的?我當年不可能知道,現在也只能靠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來了解。因此,請恕我又要參考別人的文章,再現當年那一幕悲劇于讀者之前了。

               很難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樣一個古怪的夜晚!也許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個一張稿紙沒有一點潔白的地方;也許那夜狂風大作,雷霆萬鈞,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許那夜花好月園,竹影搖窗,與從前的夜未來的夜別無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過,凌晨剛至,中國最偉大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

               傅雷夫婦走得干干凈凈,義無反顧,幾乎不留任何痕跡,就象風吹縐一池春水,遂又了無纖痕。傅雷的一生長身玉立,氣宇軒昂,就像一棵筆挺的秀竹,寧折不彎。他的夫人雍容靜肅,端莊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纏繞秀竹的春藤,溫存有余。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麗的光芒。一對恩愛夫妻,如膠似漆,舉案齊眉;但真正能夠做到攜手共赴正義,蹈死不顧,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數。貝多芬有句名言:“為了真理,給個國王都不換!”傅雷做到了,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寫意。

               傅雷走得干干凈凈 ,從從容容。傅雷和夫人臨走前的9月2日夜,曾給他們的親人留下一封僅千余字的最后家書。這封遺書是寫給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遺書寫得筆墨清晰,條分縷析,坦坦蕩蕩,磊磊落落,至今讀來都令人潸然淚下,振聾發聵。從遺書里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無非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后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登有宋美齡的照片;而這兩件東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 ,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然而作為一介書生,即使竭盡全力吶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覺察到樹欲靜而風不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沒有向任何人申辯,只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一個多么干凈、徹底、從不茍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凈凈,清清白白。臨走前,他沒有忘記托付朱人秀上繳當月55.29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表,一個舊掛表,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時期的生活費,并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如果說傅雷臨走前有什么遺憾的話,恐怕這就是惟一的遺憾,帶著深深的同情的遺憾。要送人或該還人的東西,傅雷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共13條。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給朱人秀作為他們的喪葬費。至于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一切均有安排,決不亂套,就像夫妻兩個要出門遠行,或到國外看兒子,沒有一絲一毫的慌亂和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不動聲色,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

             (四)傅雷一生脾氣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難免;可是每產次都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這多虧他有一個賢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書里對傅聰說:“我雖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對他無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此幫助,這是我覺得可以驕傲的,可以安慰的。我們現在真是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正因為“缺一不可”,如今大禍臨頭、在劫難逃的傅雷,不免要帶上愛妻到天國走一遭了;而忠貞不渝的梅馥如影隨形,甘愿相濡以沫,愛河飲盡九泉下。這是中國文壇一則多么凄艷寒涼的千古佳話!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凈凈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凈凈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絲不茍,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豪的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寧愿精益求精,一譯再譯,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體無完膚,可是一經定稿,就不許編者妄自改動一字一句了。傅雷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又用在教子上。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進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生喪失禮貌的響聲。對孩子做到了無微不至,仁至義盡,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渾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話講“園丁以血淚灌溉出來的花朵遲早得送到人間去讓別人享受”。他不僅把巴爾扎克的系列小說翻譯給中國讀者享受,還把一個飲譽海外的音樂家的兒子傅聰獻給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凈了一生,與人無求,與世無爭。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兩粒晶瑩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臨大地,其璀粲的鋒芒一直照徹敬佩他的每一 位文人。

              以上,就是傅雷夫婦在人世間最后的言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為他們的死而痛惜,但又覺得他們選擇了一條恰當的不歸路,因為他們死得寧靜,死得坦然,不象吳晗等,雖則活多兩三年,但受多兩三年的侮辱和污辱,到頭來 還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五)有關傅雷夫婦的死,講到這里即可了結,但忽然覺得,有一個人,一個無名女工應該提及。傅雷夫婦死后,骨灰無人收斂,許多舊交或受惠者,因各種情況而不敢出面。這時,上海一位崇拜傅雷但與他素不相識的青年女工挺身而出,冒著極大的危險認領了先生的骨灰,一直精心保存到傅雷獲得平反之日。其間,她還上書當時的中央領導,毅然抗爭,為傅雷鳴冤叫屈,并因此招來大禍,被捕下獄。最令人欽敬的是,80年代有人撰寫《傅雷傳》,她的事跡使作者深為感動。然而,她卻堅決拒絕在書中披露她的名字。如此義膽高行,真讓那些在政治風浪中看風駛舵、趨炎附勢之輩汗顏。

               唉,可悲可嘆的事不要講得太多了吧,還是再講講傅聰吧。當年傅聰幸虧當了叛徒移居英國倫敦,才最終成為飲譽世界的鋼琴大師。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間,他舉行了約2,400場獨奏音樂會;與包括梅紐因、托塔里、巴倫鮑伊姆、鄭京和等等在內的許許多多國際著名演奏家合作過;錄制了約50張唱片;擔任過肖邦國際鋼琴比賽、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后國際音樂比賽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東南亞等等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比賽的評委;演奏的足跡遍及幾乎整個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廣泛、持久、頻繁的藝術活動本身,已經是高度藝術成就的證明。他以辛勤的勞動贏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評價。時代周刊亦曾譽其為“當今最偉大的中國音樂家”。
              傅聰沒有因父母的遭遇而怨恨自己的國家,1976年,傅聰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音樂會。同年的12月傅聰再度返國。以后,他幾乎每年都回國演奏、講學,已經到過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講過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專題,演奏過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還與中央樂團合作,演奏了貝多芬的協奏曲;與中央音樂學院大學生樂隊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協奏曲,并兼任指揮;還專門指導過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室內樂小組的訓練。他的豐富的藝術經驗,孜孜不倦的教學態度,博得廣大師生及音樂愛好者的贊揚和尊敬。

               見到傅聰,就猶如見到傅雷,傅雷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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