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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張學思——遭遇比張學良慘多了

                                     

          悼念張學思將軍舊聞張學良,今聞張學思。兄弟同忠勇,命運各有奇。學良熱血漢,兵諫在西安。擒蔣逼抗日,局面驟然翻。芳名留青史,身陷囹圄間。光陰四十二,衰老在臺灣。學思求進步,戎馬越關山。中華革命史,勛業記斑斑。不期妖風起,良將遇兇奸。林禿莫須有,含恨別人寰。舊聞張學良,今聞張學思。命運何凄慘,催我淚成詩! (1978.12)

              (一)本篇所悼念的,是一位叫張學思的人。電腦愛好者,都知道有一位叫張學思的專家,是否他逝世了?非也。此張學思非彼張學思。我所寫的張學思,今天的人一般不會知道,即使上了年紀的人,也未必知道。在1978年12月之前,我已聞其名,但不知其詳。當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是紀念已死去8年的張學思將軍的,這樣,我才知道,張學思不僅是人民海軍的少將參謀長,而且是東北大軍閥張作霖的兒子,是赫赫有名的張學良將軍的弟弟!這信息,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把文章又認真地看了兩三遍,看后心情沉重,感慨良多,不禁提筆寫下了上面的那首詩。

              張學思將軍的不幸遭遇,當年的報道當然也提到,但顯然不是很詳盡的,今天,我寫作此文,參考了一些書籍資料,也簡單介紹一下張學思將軍的情況,尤其是他與林彪一伙的斗爭以及被迫害致死的經歷,也算是我在二十多年后對張學思將軍的再一次的悼念吧。

              張學良將軍共有弟兄8人,姐妹6人。二弟學銘,三弟學曾,四弟學思,五弟學森,六弟學俊,七弟學英,八弟學銓。大姐冠英(字首芳),二妹懷英,三妹懷瞳,四妹懷卿,五妹懷曦,六妹懷敏。在這14位弟兄姐妹中,只有首芳、學良、學銘是一母所生。張學思是張作霖的四夫人所生。而張學良卻最喜歡四弟學思,他在與各界人士談話中曾多次談及學思最有出息。                             

              (二)張學思出生于1916年。小學畢業后,考入省城奉天(今沈陽市)同澤中學,1931年初15歲時又轉入北平匯文中學。1933年3月,在張學思僅18歲時,他經王金鏡介紹秘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大軍閥的兒子及弟弟,卻秘密加入了共產黨,這是很少有很難得的事。張學思入黨后,為奔赴抗日救國的戰場,決心學習掌握軍事本領,聯絡一些同學共同抗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張學良講了。張學良聽后說:“好啊!四弟果然有出息。”后來張學良在張學思高中畢業后的1934年7月,就保送他進國民黨南京中央軍校第10期(即黃埔分校)預科讀書,翌年,轉為步兵科正式學員。在校期間,他認真學習,刻苦鉆研業務,團結同學,受到軍校教育長張治中的表揚。張治中曾向張學良說:“張學思能吃苦耐勞,成績優良,是個出色的人才,很有培養前途。”張學良對此非常高興。他感慨地對張治中說:“在七個弟弟中,我最器重的就是這個老四。他有志氣、有頭腦,精明強干,勤奮好學,而且沒有一點紈绔之氣。我們張氏八兄弟,將來大概只有他會有些出息!”

              1938年2月,營救張學良的工作失敗后,張學思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鄧穎超熱情地接待了他并留他吃飯。周恩來對張學思說:由于蔣介石消極抗戰,武漢也保不住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誘降,蔣介石也在提高反共的溫度向日本人送秋波,東北軍中已有些愛國將領被捕失蹤,你在這里有危險,黨決定你馬上從西安赴延安。考慮你以前接觸到的革命理論是零零碎碎的,有必要系統地學習一下,所以黨派你到延安馬列學院去深造。周恩來和鄧穎超還關切地詢問了張學思的家庭情況,問他母親的身體是否健康?是否有什么牽掛和要求?分手時,周恩來詳細地向張學思介紹了去延安的行程路線、接頭方法等,并親筆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處長伍云甫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絕對保證張學思的安全,派人派車將他護送到延安。

              由于張學思勤奮好學,工作努力,作戰勇敢,發展全面,進步很快。抗戰勝利后,曾任遼寧省主席、遼寧省保安司令員,遼寧省軍區司令員、東北行政委員會副 主席等職。1949年東北解放后,為了國家的農業建設,張學思主動提出辭去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三個職務,到鏡泊湖去搞農場。當人們正在對他辭職感到驚訝時,國民黨王牌軍艦“重慶號”起義了。這時他被召到北平,在中南海見到了闊別十多年的周恩來。當張學思提出,全國解放后,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我國是個農業大國,自己想去搞農業時,周恩來對他說:“你這些年在工作中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增長了才干,這是很好的。今后你想去搞農業,這個工作對你是否合適?你在軍事上是有素養的,還是回部隊去工作吧!中央軍委正在考慮籌建海軍。海軍是一個技術比較復雜的軍種,需要一批有文化有才能的干部。組織上考慮你參加建設海軍的工作比較合適。” 1953年張學思被任命為海軍副參謀長。1955年,他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

              為了培養更高層次的海軍將領,黨決定派張學思去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留學,但蘇聯方面卻提出異議,說他是大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不同意接受他去留學。周恩來得知后,立即向蘇方提出:張學思在青年時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進步,在白色恐怖中冒著生命危險,參加共產黨,為黨做了許多工作。他是在長期斗爭中鍛煉成長,經過考驗的優秀軍事干部,我們黨一直很重視對他的培養。 經過周恩來說明,蘇聯同意了我方的決定。張學思對周恩來為自己爭取來的這一次學習機會非常重視,入校后廢寢忘食,刻苦鉆研,廣泛涉獵,兼收并蓄,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完成了該院四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學業,又一次被人們譽為“高才生”。1958年回國后,張學思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成績突出。因為他德才條件好,1961年升任海軍參謀長。                              

               (三)廬山會議后,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全軍工作,同時也在各軍兵種抓權力,樹威信,發展自己的勢力。海軍是個新軍種,林彪在這里沒有基礎,尤其是對于肖勁光、蘇振華、劉道生、張學思等海軍領導他極不信任,他處處覺得海軍“不聽話”、“不買賬”、“礙手礙腳”。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林彪決定拿海軍開刀,他除批評指責海軍外,還以“加強海軍領導”的名義,派遣李作鵬為首的幾員心腹干將到海軍“摻沙子”。這伙親信到海軍后有恃無恐,到處扣帽子,打棍子,對海軍成立以來的各項工作一概否定。

              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支持海軍廣大干部的正確意見,對海軍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李作鵬等經常興風作浪,海軍內部的斗爭愈演愈烈。隨著斗爭的不斷深入,就連張學思在解放初期親手創辦的被譽為“海軍軍官搖籃”的大連海校也受到了株連,由此而開始了一場全軍院校的“焚書運動”。

              張學思和海軍的主要領導被攪得無法正常工作。張學思愈來愈感到蹩氣,他不愿意在這種黑白顛倒、自己又無法改變局面的環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前一年,他就向周總理提出要離開海軍到六機部工作的要求。六機部是受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又是管造船的,這樣,也可以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繼續為海軍建設貢獻力量。在此前后,原東北軍將領、解放軍上將呂正操到張學思家串門時,張學思曾向他傾訴過自己的苦衷。呂正操又兩次找周總理,談起張學思的調動問題。可是,周總理沒有同意。他從全局考慮,決定張學思不能離開海軍。然而,連周總理也沒有料到,當那場空前的浩劫到來時,誰也沒有力量去阻擋那席卷全國、吞噬萬人的狂濤巨瀾。

              1966年夏天,一場政治風暴在中國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粉墨登場,大肆 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海軍當然是他們“奪權”活動的一個重要目標。 在林彪的策動下,海軍領導機關和軍事院校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 所謂“四大”活動高潮,各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紛紛進京,推波助瀾。林彪還親自出馬,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李作鵬一伙親信,“親切勉勵”一番。隨即,海軍上下傳達了“林副主席”的“四點指示”。于是,凡是抑制他們陰謀活動的領導干部, 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資派”,1967年1月,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勁光司令員由于毛主席出面保護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伙只不過是把他作為“右的代表”而一時保留罷了。海軍的領導大權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手里,李作鵬當上了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

               接著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正義的張學思仍不買他們的帳,堅持與他們作斗爭。李作鵬一伙恨不得立即把張學思除掉。張學思也預感到李作鵬一伙是不會放過他的。眼看著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領導人,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賀龍等 等,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被打倒,他的心情越來越沉重。一天,他對妻子謝雪萍說:“這場運動,我們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謝雪萍擔心地問:“他們會對你怎樣?”張學思說:“我自17歲就參加了共產黨,30多年來,我對黨對革命,可以說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張學思情緒有些激動,“我問心無愧,坦坦蕩蕩,他們要整我,叫他們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看他們能把我怎樣!”

               1967年7月,林彪、江青集團一手制造了武漢“七·二○”事件,并乘機提出了 “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動口號。林彪反革命集團要在全軍范圍內掃除一切敢于對他們進行抵制和斗爭的人。這回,他們對張學思下手了! 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葉群出面,向海軍的李作鵬打招呼。她在電話中說: “張學思在東北時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國民黨有勾結。”要他們盡快送張學思的材料。 接到這個訊號,李作鵬一伙立即進行密謀策劃,經過兩天的苦心編造,他們搞出了一個“關于張學思的嚴重問題”的材料,給張學思羅織了兩條“罪狀”。一是在東北工作時,與彭真、林楓等關系;來海軍后忠實地執行了以蘇振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二是說“張學思有特務嫌疑”。1967年9月11日凌晨4點,他們打電話到張學思家里,騙他要召開緊急會議。等張學思到了開會的第一招待所時。他被逮捕并被架上了囚車。這種卑劣的手段,不知土匪出身的大軍閥父親會不會做得出來。

             (四)張學思被囚禁后,仍然堅貞不屈,拒不“認罪”。張學思的強硬態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團非常惱火,他們決心采取群眾斗爭和專案審訊相結合的辦法來壓服張學思。從1967年10月25日開始,連續十幾天,張學思天天被拉到海軍大院,進行大會、小、會批斗。批斗以后,專案組又不斷進行“提 審”,有時搞所謂連續作戰,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連續“提審”了13天,李作鵬一伙慫恿揪斗組說:“你們要有強烈的階級仇恨,作堅決不調和的階級斗爭。” 在相當長的日子里,張學思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比肉體上的摧殘更加難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軍大院批斗,發現以往那一張張親切熟悉的面孔變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圍,到處是憤怒仇視的目光和震耳欲聾的吼叫,時常還會夾雜比拳打腳踢更侮辱人格的謾罵……

              身為大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的弟弟的張學思,他含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是可以想象的。請看以下的當年審問張學思的有關筆錄:

             專案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黨員問題。

             張學思:我不是假黨員,兩次入黨,都是經過組織審查的,都有入黨介紹人, 我的自傳里已寫得很清楚,你們還可以調查活著的人……

             專案組: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想搞個人勢力混進黨內來的?

             張學思:我如果是為個人私利的話,還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找共產黨參加革命嗎?論我的家庭出身,個人私利、物質享受,夠高的了,何需到共產黨這里找。要謀取高官厚祿的話,在國民黨那里是很容易的事。

             專案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么混入共產黨內的?

             張學思:你們說我是混到黨里來的,就算是“混”吧,像我這樣的人,不愿到國民黨反動派那里去“混”,卻偏偏要在共產黨里邊來“混”,對這,我也覺得光 榮! ……

             專案組: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看,一直是國民黨的策反對象,現在,你交代你是怎么和國民黨特務相勾結的?

             張學思:這個問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果光憑這一條,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話, 國民黨特務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只要在他們的計劃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 因為多少年后,還會有人以這些東西為憑據,幫他們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專案組狠批張學思的態度,隨后舉出了幾條“證據”: 1937年,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請張學思吃過飯; 1938年,張學思到香港接受特務訓練,在那里學開飛機; 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國民黨專門收羅了一批原東北軍上層人物,委以參議名目,主要做以張學思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國民黨港澳特務機關派人來北京做張學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參加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同張學思有過接觸……

               張學思:我認為,這不能成為證據。你們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寫在自傳里的 一些個人經歷。關于戴笠請吃飯的事,我自傳里寫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來副主席之命進行釋放張學良活動,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經過,回來我馬上就向組織上作了報告。同樣,在香港啟德機場學開飛機,那也是受組織之命去香港待命。為多掌握一門本領,我自己掏錢學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錢,誰都可以學,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們根據這個來定我“特嫌”簡直是荒唐可笑!

               專案組又批張學思的態度,要他不要抵賴,老實交代。

               張學思:你們給我定罪的依據不僅可笑,而且可憐。既然我張學思在抗戰的時候就已成了特務了,那么,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還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專案組又是一頓批斗。

               張學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實在不知道該怎么交代。你們說某某人在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和我接過頭,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蘇聯留學呢,難道我有分身術,跑到北京來參加會? ……

               專案組認為張學思“態度極端頑固”,給他吃了不少苦頭,還逼迫他承認參與 “東北叛黨集團”,與呂正操等人開黑會,聯名給蔣介石打電報,企圖拉隊伍搞兵 變叛黨,并逼迫他交代在東北時期和彭真搞“獨立王國”的所謂罪行……

               張學思:這些統統是無中生有,是造謠誣陷!

              這份記錄很珍貴,可以讓我們看到當年是怎樣審訊“犯人”的,也可以感受到張學思將軍的凜然正氣。不過,正因為如此,他就難逃一劫了。

             (五)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也難以支持,漸漸垮了下來。他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失眠證和胃病。他的食量越來越少了,人越來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又派人前 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張學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長期缺乏營養造成的,要求給予全面檢查治療。專案組的人這才“發現”張學思確實病得嚴重,只得向上報告。

              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有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系統也有問題。由于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 ,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臟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張學思病得如此嚴重,以至于結核菌幾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對 他的迫害并沒有停止。7名看守人員在醫院進行監視。因為是“特嫌”,他們以防止他“自殺”為借口,把張學思病房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窗戶擰上鐵絲,燈泡換上大瓦數,整夜照得張學思無法入睡。 醫院根據張學思的病情,決定一級護理,但實際上并沒有實施。張學思重度營 養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飯問題成為他治療的關鍵。這個重度營養不良的病人,吃的卻是一般病號飯。雞蛋是油炸的,張學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結果還是油膩得吃不下去。張學思請看守人員買一點想吃的東西,看守借故拒絕,并批他“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張學思對這種折磨實在氣憤已極。他不得不絕食抗議,整整3天他沒有吃一口飯,這樣又加重了病情。

              1970年4月1日,周總理的辦公桌上,放著中央軍委轉來的《關于張學思病情惡化的報告》。周總理看完這份材料,濃眉緊緊蹙起,消瘦的臉龐顯出異樣嚴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筆批示道: “要告訴醫院,設法進行搶救。如果他們力量不夠,可以請301或其它醫院一塊兒進行搶救。” 敬愛的周總理,在自己非常困難的處境之中,向張學思伸來了救援之手。 周總理的指示以急件下達到醫院,醫院領導和醫生進行了會診,提出了幾條治療意見。李作鵬一伙對周總理的指示不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撓。到了4月底, 張學思的病情繼續惡化。5月初,張學思已完全靠輸液輸氧來維持生命。 5月21日,醫院報告張學思病危。

               1970年5月29日9時13分,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張學思,終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54歲。在臨終之前,他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他寫完一遍,又寫了第二遍。身旁人員抓緊問他“惡魔纏身”是什么意思?張學思面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其實也無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惡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是他們的迫害,張學思會得這種怪病被折磨死嗎?這伙惡魔不但纏死了張學思將軍,還纏死了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許多優秀兒女!這是張學思將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進行的最無情、最有力的鞭撻!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下,含恨離世的!

             (六)張學思逝世后,家屬子女要求明確問題性質,林彪反革命集團仍以“有重大政治問題,現在尚未正式結論。不能告訴”來搪塞。遺體不讓穿軍服戴帽徽領章,火化后仍用化名把骨灰盒放在八寶山普通室內。 五年后,即1975年初,黨中央、中央軍委才批準了海軍的復查結論,張學思是黨的好兒子得到了承認。 1975年4月8日,海軍召開了給張學思將軍平反、恢復名譽的大會。4月19日,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張學思將軍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面。這些情況,當時報上可能并沒有報道,起碼我是完全不了解的。直到1978年12月,我才從報上看到介紹張學思的長篇文章,深有感慨而寫下了開篇的一首悼亡詩。

              張學思的哥哥張學良,自1936年西安事變后被蔣介石軟禁數十年,國人皆罵老蔣心胸狹窄手段狠毒,然而,張學良畢竟平安地活下來,并且活到了101歲,而他的四弟,卻只有54歲而亡,而且是死得那樣悲慘!如此比較,林彪一伙,比蔣介石不知狠毒多少倍!我在前面的篇章中也寫到一些傳奇人物,如從皇帝到公民的溥儀,從代總統到愛國人士的李宗仁等,這里又加上一個從大軍閥的兒子到共產黨員和人民海軍少將的張學思,他們的故事都具有傳奇色彩,然而,我們并沒有讓這些傳奇的故事再傳奇下去,卻都給它們安排一個悲慘的結局,這些深刻的歷史教訓,實在應該銘記于心,避免重蹈覆轍啊!

           

          二十二、彭德懷、陶鑄——兩人遭遇,有異有同 

                                    

          悼念彭德懷、陶鑄:追功死后看彭陶,從此英名與日高。泉下二公如有告,淚流灑酒兩滔滔。 (1978.12)

               (一)這首詩是悼念彭德懷和陶鑄兩位革命家的。把這兩位放到一起,似乎不甚協調。彭德懷主要在軍界,而陶鑄則主要在政界。把他倆放在一起來寫并不是我的愿望。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個重要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在北京召開了,這就是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三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兩千多人,在人民大會堂為彭德懷元帥和陶鑄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中紀委、全國政協等所有領導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兵種、軍事院校、北京部隊和北 京衛成區負責人,彭德懷、陶鑄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會。會場正中懸掛著彭德懷、陶鑄同志遺像,安放著彭德懷、陶鑄同志的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的骨灰盒,陶鑄的骨灰盒是在追悼會前三天由中央派出專機從安徽合肥接來北京的 。

              打倒“四人幫”后,追悼會陸續在召開,許多被冤死的人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這個追悼會的意義是不同的,毛澤東生前說過,誰的案都可以翻,就是彭德懷的案不能翻。如今,新的黨中央不聽“毛主席的教導”,為彭德懷平反昭雪,這需要很大的勇氣,這說明毛澤東已 走下了“神壇”,實事求是之風又重新被喚回;這說明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這個追悼會也給國人昭示,彭德懷的案子可以翻,其他的案子也都可以翻,這無疑是給了當時尚未平反的千千萬萬的受難者帶來了希望和光明。中央是為了省事還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把陶鑄的追悼會也放到一起來開,于是,就有了這個聯合的追悼會,也有了我的這首悼亡詩。既然如此,我的這一節文章,也就還歷史的面貌,把其實并不相同的兩個歷史人物放到一起來寫了。

             (二)彭德懷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當今的青年應該有所聞。他一生戰功顯赫,我只簡述如下:他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98年。原為國民革命軍的一個團長;1928年1月,在中國革命最低潮時,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7月發動了平江起義,把隊伍帶到井崗山。從此,他歷任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總指揮、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八路軍副司令員、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司令員等。解放后,他歷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彭德懷的悲劇,始于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共產黨之所以得天下,當然有不少法寶,其中,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則是最重要的法寶。然而,這些法寶,都在這廬山會議上遭到徹底的踐踏。當時的中國,正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從領導人到一般民眾,頭腦都在發熱,都在發燒,都在發昏,都在吹牛,都在做假,而又都成了睜眼瞎!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麥畝產十二萬斤,面對那樣的“大衛星”,大凡有點科學頭腦或者是有點種植經驗的人,都會知道那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可是,那樣的瞎話竟然成了我們大躍進時期的“成績”,被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當時具有指導意義的《人民日報》上!面對那樣的假話,那樣的浮夸風,因浮夸風而開始形成的物資短缺和饑荒,卻又沒有幾個人敢站出來說出真話,除了彭德懷!在會上,彭德懷懷著“我為人民鼓與呼”的高度責任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言書,這應該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

              看看彭德懷當時寫給毛澤東的信,說的是多么真切、多么動情、多么中肯呵——“主席: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

              就是這樣的一些話,居然毛澤東會聽不進去;聽不進去也罷,你也沒道理因此而給彭德懷入罪呀!然而,他卻可以把彭德懷錯誤地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并在大會上進行批判。這里就有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否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聽不進去彭德懷的話,其他的黨的領導人呢?他們是聽不進去彭德懷的話還是不敢不聽毛澤東的話?為什么他們可以一致地把彭德懷的生死置之于度外,一致舉手通過免去彭德懷的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職務?這其中肯定包括幾年后即遭殃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賀龍、陸定一、譚震林等人。

              免去彭德懷職務,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黨內肯定會有一些人極力支持,如林彪等,因為彭德懷倒臺,國防部長的位置就可以由他來坐。此外,許多黨內的女干部也是擁護的,僅在四年前,彭德懷在主持頒授軍銜時,命令軍中的十萬女性老戰友,如陳少敏、張琴秋等復員轉業,使她們失去授銜機會并被迫離開部隊!我不知這事是否彭德懷的主意,但肯定把賬算到他的頭上。由于整彭德懷沒有遭到阻力,由于廬山會議沒有開成象20年后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會議,于是,毛澤東一手遮天的局面就形成了,那錯誤的潮流一直發展到1966年,發展成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把我們這個國家一下子沖擊得倒退了幾十年的大潮流。到了那個時候,還指望什么人在“打倒劉少奇”的 口號下站出來說真話呢?

              這里還有一件事,恐怕鮮為人知。當年解放軍的總參謀長是黃克誠大將。黃克誠開始并沒有參加會議,黃克誠回憶說:“當時毛主席臨時通知我上廬山參加會議,是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湊班子的。既叫‘反黨集團’,總不能只有一個人。你們想彭德懷搞‘反黨集團’,要是沒有黃克誠參加,誰會相信!”這些話,如果不是黃克誠親口說的,真真令人難以置信!就因為湊班子,毛澤東就把中宣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也拉了進來,湊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叫著也顯得順口!

             (三)當彭德懷元帥無辜受難時,我還是一位11歲的無知的少年,我不會很清楚廬山會議的具體情況,更無法體諒到這位被毛澤東贊嘆“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叱咤風云的彭德懷,剛過60歲即被免職賦閑的悲憤之情。在其后的幾年中,那全國性的大災難證明了彭德懷廬山會議的英明。本來,一個虛懷若谷光明磊落的人就應該向彭德懷認錯并恢復其名譽及職務,但并沒有 人這樣做。只是數年之后,即1965年秋,我聽說他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即使是一個十分低微的職位,但彭德懷也為能重新工作而高興。然而,隨即,“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又拉開了,吳晗的《海瑞罷官》,無端端又扯到彭德懷的身上,毛澤東說《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而誰的案都可以翻,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于是,遠在四川的彭德懷又一次遭殃,文革開始后,在林彪、江青等的授意下,北京的大學生組織了一個“揪彭戰斗隊”,遠赴四川硬是把彭德懷抓回北京!而這事,我從當年滿街的大字報中便可以得知。當年我也并沒有意識到彭德懷將會遇到一些什么非人折磨!

              此后的數年間,彭德懷遭到殘酷的迫害,不知曾迫害過他的“紅衛兵”們,如今安在?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活著。他在被關押期間所受的苦,所受的罪,我實在不忍再寫一遍,我只提到一點,在臨死前的日子,他被餓得甚至要吞食棉絮!死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死后,被草草火化!還有一事,我也想提及。當年羅瑞卿大將也和彭德懷關押在同一監獄,但他并不知道。當羅大將獲釋并得知此事時,還很不滿,說,不應把我和他關在一起,他還是反過幾回毛主席的。在被關押的數年間,唯一的好事,就是彭德懷有機會寫下一些交代材料,為后世留下了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彭德懷自述》一書。

              1974年11月29日,一代名將,錚錚鐵骨的彭德懷元帥,被殘酷迫害而慘死于鐵窗之下,他,死不瞑目啊!

             (四)下面要寫寫陶鑄了。陶鑄其人,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是廣東人,沒有不知道陶鑄的,因為他在文革前是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同時,也是國務院副總理,是政治局委員。我在青少年時,在廣州的幾次集會中也看過陶書記,只不過是遠距離罷了。此外,他的散文《松樹的風格》選入中學語文教材,他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更是青年修養的很好的教材。現在的青少年,也會聽過他的名字,因為他的演講《崇高的理想》也選入現代中學語文課本。

              陶鑄是湖南祈陽人,1908年生,比彭德懷小10歲。他和彭德懷相同之處,就是在解放前,也在軍隊工作。他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曾任新四軍支隊政委、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后,他才主要擔任黨政職務,如果他仍留在軍隊,授銜上將是沒有問題的。

              文革前,陶鑄在廣東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起碼,他是一個廉潔的大干部,他每到一地,約法三章,規定下邊不準請客,不準迎送,不準送禮,多少年了,他一直堅持這么做。三年困難時期,陶鑄要求自己的伙食標準與老百姓一樣,為此規定了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蛋的“三不”紀律。至于他有沒有犯過錯誤,有沒有整過別人,我想不可能沒有,廣東的土改,斗爭“地主”“富農”,就有擴大化的錯誤,他不可能沒有責任,只是那些“地富分子”,活著的已不敢亂說亂動;廣東的一批干部,如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曾被打成“地方主義者”,他肯定也出過力,只是這個反“地方主義”對民眾的影響不是很大,民眾也沒有記恨于他。1963至1966年,是廣東、廣州蓬勃發展的時期,我是有目共睹的,而當時的中南局,也應是發展得最好的中央局。陶鑄的悲劇,在于文革開始后的突然升遷,而這事,我還記得一清二楚。

             (五) 1966年,由于中宣部長陸定一被定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成員,陶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再升任中宣部長。5月間,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陶鑄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另一顧問是康生。當時,我們身為廣東人的也為他高興。隨著運動的深入,斗爭的矛頭直指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不久,劉、鄧失勢,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在黨內的排名一下子升至第四位,僅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這是陶鑄在黨內的最高排名。為什么他升遷得這么快?這與林彪不無關系。陶鑄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在四野林彪手下工作的,可以說他屬于林彪系統的人,如果他順從毛澤東,跟隨林彪的話,四巨頭中勢力之比就是3比1,然而,陶鑄最可敬的一點,就是堅持原則,光明磊落,他不認為劉少奇、鄧小平是“走資派”,不同意將他們置諸死地。因此,在不同的場合,他在為劉、鄧辯護,說好話,勸紅衛兵不要粗暴對待他們。但是,這樣一來,就不符合毛澤東和林彪提升他的初衷,在毛澤東、林彪以及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的夾擊之下,很快,他就被扣上了“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帽子,并且把他和劉、鄧一起對待,形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繼而,他還被誣陷為“叛徒”,被徹底打倒。

               于是,我們也被迫要喊“打倒劉鄧陶”;于是,陶鑄象一現的曇花,在中國政壇的最高層消失,其后,只有聽到他被斗的消息。至于他后來的情況如何,國人都不得而知。直到彭德懷、陶鑄追悼會召開前,報上忽然發表了陶鑄女兒陶斯亮的長篇文章《一封終于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我們才知道,陶鑄已于9年前的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被迫害而死了,比彭德懷還早死5年,死時僅61歲!

             當時,我流著悲淚看完這篇催人淚下的文章,也寫了兩首七絕詩作為讀后感。其一云:亮節高風是老陶,堅如松柏笑狼嚎。九年一去誰人問?可嘆忠魂沒草皋。 其二云:人妖亂世領風騷,身敗無名是老陶。誰賦江林生死印,殺人如草不揚刀?!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帶給陶鑄有什么好處,我想就是他生前能與劉、鄧連在一起,死后又能與彭德懷一起開追悼會獲得平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應該沒有這樣的殊榮的。

          二十三、六十一位叛徒——坐完國民黨監獄,再坐共產黨監獄

                                   

          悼念“六十一人叛徒案”中的冤魂:冤案何其眾,無如此案昏。今朝平反日,不見五忠魂!1979.1)

                                                               

              (一)打倒“四人幫”,中國人民迎來了第二次解放。說是“解放”,其實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在漫長的兩年多時間里,“極左思潮”的陰魂不散,撥亂反正舉步維艱。究起原因,當時把持著中央的,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是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等人。他們在粉碎“四人幫”集團時出過力,然而,他們始終無法搬開毛澤東這座“神”,甚至在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還在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使得許多工作尤其是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遇到了十分大的阻力。

              幸而黨內健康的力量畢竟占了多數,在葉劍英、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胡耀邦、宋任窮等的努力下,一個一個阻力被沖破,許多蒙冤受害者得到解放,不少被迫害致死的冤魂得到昭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的三天,中央為彭德懷、陶鑄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這標志著平反冤假錯案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們在上文,已寫到了這件事。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還召開了一系列追悼會,為我們的開國元勛賀龍、廬山會議開始落難的張聞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楊之華、杰出的革命戲劇家和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田漢、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和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作家馮雪峰、我國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隨之,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高潮時,他曾主張穩健發展,不圖虛張聲勢,被毛主席說成是“小腳女人”,被別人扣以“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

              獲得平反的,還有“文革”正式開始前,從《海瑞罷官》引發的“三家村”及鄧拓、吳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

              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謂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

              除此之外,平反昭雪的還有我國著 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倡計劃生育,而被誣為“新馬爾薩斯人口論”,“藉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冤案;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贊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史學權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連帶著全國史學界也被扣以“保皇黨霸占了史學陣地”的冤案;

              林彪、“四人幫” 意欲整倒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莢、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進而打倒周總理與朱總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

              林彪、“四人幫”誣稱楊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為二月逆流翻案”、“沖擊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

              原海軍司令蕭勁光的所謂“上賊船”案;

              跟著彭老總在廬山落難的黃克誠同志,被林彪、“四人幫”捏造的“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推行彭德懷的資產階級 軍事路線”、“同彭德懷一起在廬山向黨猖狂進攻,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案;

              由 “四人幫”密謀策劃,其黑干將遲群起草、張春橋 及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誣蔑全國教育戰線建國后十七年“都搞封資修,培養‘白專’苗子”案;

              1973年轟動全中國的 河南唐河縣馬振撫中學“復辟考試制度,和孔老二一樣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案;

             “中宣部閻王殿”案和“總政治部閻王殿”案;

             誣蔑長篇小說《劉志丹》“為高崗 翻案”、“為習仲勛涂脂抹粉”、“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而鼓吹另立山頭”.從作者到出版社到審閱過書稿或對小說草稿提過修改意見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殘致死致殘的大冤案;

              此外,其他各條戰線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繼被平反昭雪,對這些冤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同志,都開了追悼會。

             (二)1979年1月25日,又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為“六十一人叛徒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幾乎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會。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長篇悼詞。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個什么冤案?說來話長。“六十一人叛徒案”又叫“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這事的起因說來很簡單,在抗日戰爭爆發前,我黨有一批骨干分子被國民黨逮捕坐牢,為了營救這批同志,讓他們能盡快出獄為黨工作,為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效力,經當時負責白區工作的劉少奇提議,經過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當然也應該經過黨主席毛澤東同意批準,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六十一位同志經中央指示以寫自白書的形式先后離開國民黨的監獄。這批同志以后都成為抗日戰爭中的骨干力量,如薄一波,就是山西抗日和統戰的主要領導人。

              這事發生后的三十年間,并無任何問題出現,建國后薄一波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安子文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劉瀾濤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此外,廖魯言擔任農業部部長,徐子榮擔任公安部副部長,胡錫奎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劉錫五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其梅授銜少將,擔任西藏軍區副政委、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六十一人中的其他人,也都擔任了黨政軍的重要職務,如我比較熟悉的曾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王德。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林彪、江青、康生等為了置劉少奇于死地,無所不用其極,竟然想到了可以利用這件本由中央批準的六十一人出獄的事來誣陷劉少奇,說是劉少奇擅自所為,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隱藏了數十年之久的龐大的“叛徒集團”!于是,這六十一人,只要還活著,全部當作叛徒投進監獄,受到了比坐國民黨監獄更殘忍的折磨。有骨氣的張聞天不肯做假證,也受牽連(當然還有其他“罪名”)下獄。由此六十一人再加以株連,又殃及無數的無辜。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不見他說過什么。

             于是,1967年1月,王其梅被迫害致死;1969年6月20日,徐子榮被迫害致死;1970年2月28日,劉錫五被迫害致死;1970年10月23日,胡錫奎被迫害致死;1972年11月,廖魯言被迫害致死……而1976年7月1日,曾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離“四人幫”被粉碎還有三個多月的當年的黨的生日那天,也含恨離世!而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則被關押至平反!薄一波雖逃過一劫,后來還有時間寫些共產黨在建國以來若干重大問題的深刻的反思,然而,他的夫人、曾任二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局長的胡明,則早于1967年1月15日就被江青、葉群等迫害致死了!

             (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平反,最早由陳云提出。1978年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到的六十一人案件,經胡耀邦主抓,宋任窮又組織大家進行了清理,并深入查詢了中央檔案館的檔案,結果又發現4份文電,進一步證明六十一人案件是重大錯案。中央于1978126日以75號文件轉發了中組部的報告,指出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錯案六十一人案件影響極大,殃及面廣,必須馬上平反。于是,1979125日,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及為此案的死難者的追悼大會得以召開,又一批冤魂得以昭雪,無數的受難者重見天日,而我也增加了開篇的那首悼亡詩。

          此案的主要受害者薄一波,雖沒有在獄中被迫害致死,但顯然也身心俱損。不過,經此磨難,反使他的頭腦清醒了許多。在此要隨便說說薄一波。

           薄一波,原名薄書存,山西定襄縣蔣村人。1908年生,1925年入黨,曾在山西,天津等地從事兵運等工作,三次入獄。19368月經組織營救出獄后,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動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被派往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書記。與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后任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政委等。1946年起,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第一書記,華北軍區政委、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建國后,歷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軍區政委,財政部部長,國務院第3辦公室主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1957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9月任中共8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9年和1965年繼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文革中,薄一波遭受劫難,這在上文中已經敘述過。重新工作后,薄一波任國務委員,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并兩度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在此期間,薄一波不僅反思文革,而且進而反思新中國建國后的政治大事件,寫了一部著作——《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領導層成員中,能對新中國時期的政治事件作出如此詳細的回顧與反思的,并不多見。

           是啊,沒有回顧與反思,就不能吸取教訓,就不能邁開新的前進步伐。今天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正是中國人民通過深刻回顧與反思后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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