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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趙丹——地獄之門的常 客

           

          悼念趙丹:明星一代影壇耀,劫后余生志未殘。地獄陰森猶可出,云開卻進鬼門關!198010月 )

           

             (一)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去的共和國精英多矣!我在此書中已寫了不少。而有些人,撐過了十年浩劫,但由于長期受迫害,身心俱疲俱殘,雖目睹了“四人幫”的倒臺,但自己也活不了多久,我所寫過的郭小川、潘漢年、郭沫若等即是。這類人,要寫是寫不盡的,我已準備放手了。但是,還是忍不住要再寫一人,那就是趙丹。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的主要娛樂就是看電影和看戲。那時,對演員也有宣傳,但無炒作,最主要的宣傳方式,我想,就是在電影院內,掛上一批著名演員的大幅照片。其時我生活在廣州,新華、新星、永漢、南關、西濠等電影院的大廳內,就懸掛著崔巍、魏鶴齡、舒適、張平、孫道臨、趙丹、康泰、王心剛、張勇手等男演員,以及白楊、秦怡、張瑞芳、王丹鳳、 舒繡文、上官云珠、蔣天流、張園、謝芳、祝希娟等女演員。上述演員,當然是經過精選的,還有些什么人我記不起了。

          在上述的男演員中,當時最出名的,達到演藝事業最高峰的,當數趙丹。

          今天的年輕人,很少會知道趙丹了。因為,今天,趙丹主演過的電影,已經很少放了。趙丹,生于1915年,原籍山東肥城,出生于江蘇南通。1932年步入影壇,1933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趙丹是我國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文革之前,趙丹主演過的多部電影,塑造過的多位銀幕形象,都堪稱經典,至今仍無人超越的。且不說解放前的《十字街頭》中的老趙、《馬路天使》中的小陳、《烏鴉與麻雀》中的小廣播;就是解放后,《武訓傳》中的武訓、《李時珍》中的李時珍、《海魂》中的起義水兵、《林則徐》中的林則徐、《聶耳》中的聶耳、《烈火中永生》中的許云峰等,都膾炙人口,更令我至今難忘。從1932年他從影開始,到1965年,他拍攝了數十部電影,還演過許多臺話劇。我詩中第一句 “明星一代耀影壇”,說的就是他輝煌的演藝事業。

          (二)我詩中的第二句“劫后余生志未殘”,首先要說說,趙丹遇到什么“劫”?在遇到“十年浩劫”之前,其實趙丹在解放前已經遇過一劫。

          19377抗日戰爭爆發后,趙丹加入抗日救亡演劇三隊,輾轉各地,宣傳抗日,并于1939年參加影片《中華兒女》的拍攝。在抗戰初期的武漢,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給10個抗敵救亡演劇隊全體隊員作動員報告,他們認識了,一見如故。趙丹接受了周恩來布置的任務,全力以赴投入義演獻金活動。從此周恩來常對人們說: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趙丹常對人們說,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別人,是周恩來!抗敵救亡演劇隊在周恩來、陽翰笙的領導下,輾轉來到重慶。趙丹在重慶公演《全民總動員》《上海屋檐下》《阿Q正傳》等話劇,周恩來經常去觀看趙丹的演出。危難時刻保護趙丹 。

          1939年秋,滿腔熱情的趙丹與好友徐韜、王為一、朱今明等10人結隊赴新疆開拓新劇工作。當時新疆由盛世才統治。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設、民主、民族平等、親蘇、團結”的六大政策,以進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周恩來在重慶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機”,盛世才政權已經逐步暴露出反動的本質,聽說趙丹等人已經出發前去新疆,周恩來連忙派陽翰笙、馮乃超等趕緊去把趙丹接回來。馮乃超一直驅車追到嘉峪關,可惜沒有來得及追回趙丹他們這支文藝隊伍。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趙丹等人遭反動軍閥盛世才迫害,于19405月被捕,入迪化監獄關押,形勢萬分險惡。周恩來和陽翰笙多方設法營救他們出獄。1945年,趙丹等人九死一生從新疆回到重慶,周恩來又設宴給他們壓驚。趙丹回重慶后重返舞臺,導演了茅盾的話劇《清明前后》,受到熱烈歡迎。抗戰勝利,趙丹終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上海。

          1965年,趙丹拍攝了以小說《紅巖》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烈火中永生》譜寫了一曲緬懷、歌頌革命烈士的悲壯頌歌,也是他生前拍攝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許云峰,是一個堅毅沉著、正氣凜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藝術形象,表現了共產黨人堅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視死如歸的高風亮節。趙丹何以能成功塑造了許云峰這形象?我想,這與他蹲了四年多 盛世才的監獄的經歷有莫大的關系。

          (三)上述已是一劫,但是,還遠不及“十年浩劫”。而這一回,趙丹坐的不是國民黨的監獄,而是共產黨的監獄,不過,時間倒也差不多,也是五年長。

          但是,對趙丹政治上的迫害,其實是從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始的。

          解放前夕,根據陽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劃,趙丹開始在昆侖電影公司主演歷史巨片《武訓傳》(上下集),解放初期方才完成并公映。想不到,趙丹主演的《武訓傳》受到極不公正的嚴厲批判,而這批判,來自最高領袖毛澤東,趙丹根本沒有爭辯的可能。 《武訓傳》這電影在打倒“四人幫”后得以再放映,我是看過的,除了感動,看不出有什么“毒素”。這以后,趙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電影。保護和幫助了趙丹的,唯有周恩來,以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藝術活動為緣由,周恩來指示把趙丹從上海調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歷史名劇《屈原》。

          趙丹心中的苦,也唯有向周恩來傾訴。趙丹訴說,上海的“棍子爺們”即指當時在上海主管黨務、宣傳工作的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兩句話無限上綱,揪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沒勁!周恩來鼓勵趙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說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戲、拍好你的電影,這就是你最大的任務。我了解你。”

             趙丹激動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呀,請你給我發一張免斗牌!請棍子老爺們不要再斗我!不要隨便對我們揪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個藝術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請關照他們別用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我,請用藝術家的標準來要求我!讓我心情舒暢一些,發揮我的特長,好好為國為民拍它幾十部杰出的影片……請你一定要給我發一張免斗牌呀!

          這“免斗牌”,周恩來是無法給的,但是,有了周恩來的公開和暗中的保護,從19541964年間,趙丹得以重上銀幕,主演《為了和平》《李時珍》《海魂》《林則徐》《聶耳》 《青山戀》和《烈火中永生》等,達到了他一生表演藝術的高峰時期。  

          1961年周恩來主持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就是說,脫下了反動剝削階級的帽子,加上工人階級一分子的桂冠。這是趙丹最高興的時刻 。

          (四)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后,周恩來也無法保護趙丹了。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談到,在30年代,江青是上海攤的一名二三流演員,而且名聲很不好,而文革開始后,她要 搖身一變成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旗手”的角色,所以,她必欲那些知道她底細的人,尤其是當年與她一起共過事的演員們,都統統失憶,最好是統統從地球上消失。19364月 ,江青和唐納,趙丹與葉露茜,顧而已與杜小鵑,一起在杭州的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趙丹和顧而已等,還不是首批應該消失的人選嗎?!于是,不用什么罪名,趙丹便被投進監獄,受到殘酷迫害,達五年之久。

            所幸的是,趙丹沒有死于獄中,而是活著出來了。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趙丹并沒有立刻得到“徹底平反”。相反地,上海市有關部門中仍然有“四人幫”的殘余分子掌權,他們不讓趙丹重登舞臺、重上銀幕。1977底,趙丹專案組才宣布恢復他中共黨員的組織生活,給趙丹做的政治“結論”,仍然帶著一個“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尾巴。趙丹堅決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見,沒有在這個“結論”上簽字 。

             (五)1977年迎新晚會在文化廣場舉行,趙丹和白楊復出,首次露面朗誦紀念周恩來的散文詩《中南海的燈光》,受到全場一萬多群眾的熱烈歡迎。

              由此,趙丹產生了一個最大的愿望:要在銀幕上扮演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的藝術形象在電影中復活、永生。他還一心想自己導演、自己主演。趙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戰爭、南昌八一起義的歷史劇本《八一風暴》,頓時心潮澎湃。后來,趙丹約了幾位朋友,從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廬山、訪安源;又轉向武漢三鎮、登黃鶴樓;然后南下廣東,探詢黃埔軍校舊址……為了改編電影劇本《八一風暴》,他不辭勞苦,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但是,不知道為什么,當時的上級領導機關未予批準,《八一風暴》沒有拍成。

              然而,過了些時候,趙丹的老搭檔張瑞芳又告訴他一個好消息:“阿丹!我們推薦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來總理!這下子可讓你過癮了吧?”

              趙丹眉開眼笑,像個孩子一樣蹦跳起來。北京電影制片廠準備拍攝《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請書來了,鄭重通知他在該片中扮演周恩來。趙丹看了李準執筆的電影劇本,研究、推敲后,皺著眉頭說:“這個本子,還是幫派味兒不輕!有些地方裝腔作勢……要好好修改!”

              但他反復考慮以后,又表示:“這畢竟是周恩來總理的藝術形象第一次上銀幕啊!我要全心全意盡力而為,這是對周恩來總理最好的紀念呀!”

              當時北影廠約定的導演是謝鐵驪,主演是張瑞芳。在影片籌備期間,也把趙丹邀請來了。

              趙丹應邀住進招待所,對女兒趙青說:“向你請假一個月,別來打擾我!”

            他每天忙著仔細觀摩周恩來生前的紀錄片,認真研究文獻資料,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琢磨周恩來的神態表情和心理活動。為了使得下巴變成像周恩來總理那樣豐滿寬厚,特地請牙科醫生在內腮充填了軟塑料。趙丹又把臉膛繃起來……經過一系列精心設計和努力實踐,拍出“試妝照”來,真跟周恩來一模一樣!張瑞芳看了,興奮得大叫大嚷:“周總理復活了!”

            但是,過了幾個月,正式拍電影的時候,卻把趙丹撤換了下來,趙丹對此勃然大怒,他跟黃宗英一起去找當時文化部的黃鎮部長,詢問:“北影廠給我發的是正式邀請書,為什么又翻臉不認呢?我趙丹到底有什么問題?究竟為什么不讓我演周恩來?”部長說:“不就是一個戲嗎,不讓演就別演,以后再演嘛!”趙丹忍無可忍,立刻回嘴:“我說你不就是一個部長嗎,別做了!以后再做吧……”

            后來一些小道消息傳到了趙丹耳朵里,某位將軍認為:“趙丹太有名了,如果讓他演周恩來總理,觀眾只認得趙丹,會影響影片的政治效果。”又聽傳說,某位官員認為:“趙丹歷史上跟江青的關系究竟怎樣,還沒有徹底搞清楚,因此趙丹演周總理不合適。”趙丹聞聽到這些流言蜚語后不再爭辯白天變得沉默寡言,夜晚卻一個人蒙在被子里痛哭……

                (六)不能拍電影,他就搞教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熱情地為高等學府講授表演藝術,并不顧重病纏身,于1979年完成了《銀幕形象創造》和《地獄之門》等著作。我詩中的第三句,提到“地獄之門猶可出”,說的也是這件事。

           1980年,趙丹因癌癥病重住進北京醫院。10月初,病情加重。105日,趙丹由妻子黃宗英記錄,向來探病的胡喬木和袁鷹講述了三條意見:“1、黨不要管得太具體;2、給領導者以藝術欣賞的自由;3、支持建立個人風格的創作集體。108日,趙丹的題為《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文章發表在1980108日《人民日報》五版頭條。文章見報當天下午,袁鷹帶著報紙去醫院,趙丹病勢垂危,正在搶救。黃宗英含淚告訴袁鷹,她上午告訴趙丹,文章發表了,趙丹眼珠動了一下。

           文章發表后,文藝界一片叫好聲。然而不久,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和副總編輯秦川相繼告訴袁鷹,上面有話了,一個領導說,“趙丹臨死還放了個屁。”另一個版本是,趙丹“放了一個反黨的屁”。

           1010日,趙丹滿懷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享年65歲。我詩中最后一句“云開卻進鬼門關”,我以為是很恰當很形象的……

                                   

          三十三、張聞天——遵義會議時,他擁立毛澤東

          悼念張聞天:( 其一)革命先鋒者,難尋洛甫篇。廬山一會后,不見艷陽天。( 其二)散盡烏云后,重溫歷史篇。功臣有洛甫,今見艷陽天。(1979年8月)

                                                                (一)上面兩首詩,是悼念張聞天的。張聞天是什么人?現在偶有提及,可能有些年輕人也會聽過,但恐怕知之不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張聞天已經銷聲匿跡了。要追尋他,要回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了。我在寫到彭德懷那一章時,已經提到了他,因為寫到彭德懷,不可能不寫到他,提到廬山會議,也不能不提到他。由于他在1959年后就幾乎銷聲匿跡于政壇,又由于他去世時,文革尚未結束,也不可能給一個“反黨分子”發唁電開追悼會,所以,文革時期,許多人都不知道張聞天到了什么地方,是生是死;不過,一般人也不會特別關注他,他畢竟是一只“死老虎”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在其后的兩三年中,許多或死或活的因為冤假錯案受到迫害 的老一輩革命家,都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連彭德懷也平反昭雪了,人們很自然會想到,與彭德懷一起蒙冤受難的張聞天,也該得到平反昭雪吧。對于張聞天,我是知道一些的,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和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一起,被誣陷結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被撤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及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務,從此我不知其下落。一直等到了他落難二十年后的1979年8月,才得到了他已于1976年7月1日已去世及獲得平反昭雪的消息。我上面那兩首小詩,就是在那個時候寫的。這兩首詩有兩個特點,一是用相同的韻腳,即“篇”“天”二字;另一是兩詩都用了張聞天的帶有些蘇俄氣息的曾用名“洛甫”。

            (二)張聞天是上海人,1900年8月30日出生。早年參加了五四青年運動,并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留學日本。1922年在美國舊金山任華文報《大同日報》編輯。1924年回國,任中華書局編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蘇州等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并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1930年底回國。張聞天這段時期的經歷及貢獻,就遠不可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林彪、陳毅等相比了。 但是,因他是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即被委以重任。1931年,張聞天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到江西革命根據地,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瑞金工農民主政府主席。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的領導,被選為中央總書記。

              把張聞天的簡歷介紹到這里時,我覺得應該停一停。可能有讀者會問,在遵義會議上,到底確立了誰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是毛澤東的地位高還是張聞天的地位高?我對中共黨史的研究也不夠深入,對中共領導層的變化也有時被弄得糊涂,趁此機會,我也想理清一下頭緒。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具體情況我在“董必武”一章已談到。陳獨秀雖沒有參加一大,但一大代表還是選他當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陳獨秀領導期間,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沿用黨史的說法,以下同),使得第一次大革命失敗。

              1927年8月7日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撤消其總書記職務,選舉瞿秋白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然而瞿秋白推行的,卻是“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革命又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清算了瞿秋白的錯誤,撤消其職務,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向忠發何許人也?向忠發是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等。向忠發僅僅是因為工人階級的身份而得到器重,實際上沒有領導才能,黨中央的領導權實際落在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及中宣部長李立三之手。李立三推行的,也是“左傾盲動主義”路線,1930年9月間,李立三被清算撤職。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并叛變,兩天后被國民黨槍決。

              1931年9月,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即王明)指定青年團中央書記及黨中央臨時常委秦邦憲(即博古)為臨時中央書記。博古執行的是王明的先是“左傾盲動”后是“右傾逃跑”的路線,而這條“王明路線”統治黨內達4年之久,導致了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丟失,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三)1935年1月,中央紅軍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損失慘重,到達了貴州省遵義。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之際,1月15至17日,共產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當年參加會議的都有些什么人?我把他們的名字記錄如下:

             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洛甫)、陳云、周恩來、秦邦憲(博古)

              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朱德、何克全(凱豐)

              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翻譯伍修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

              這里需要交代一下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系。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紅都”瑞金,張聞天與毛澤東兩人相鄰而居。因張聞天與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都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工作,博古負總責,張聞天是三大常委之一。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張聞天卻同毛澤東經常聊天,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曾對張聞天說,這里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意思是要張聞天跟他們站在一起。但張聞天通過實踐,與他們的分歧還是日益加深。 長征時在行軍途中,張聞天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一致認為應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在博古的報告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并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

             參加遵義會議的共有21人,其中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10人,其余11人。這21人,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也決定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會議批判了王明、博古的錯誤路線,撤消其職務,同時也撤消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按照共產黨的組織章程,黨中央總書記當然是黨的第一把手,但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在軍事指揮壓倒一切的時期,軍事三人小組卻是最高的權力機構。這軍事三人小組的排名是毛澤東最先的,也就是說毛澤東掌握了當時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所以,黨史也是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我黨我軍的領導地位”,當時他應該不是叫“毛組長”,也還不是叫“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都是曾經留學蘇聯紅色教授學院的“學員”和“教授”,他們的馬列理論水平高而革命實踐經驗少,實際都是“教條主義者”,幸而他們都能在關鍵時刻認清王明路線的危害,支持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會議的決議,難怪毛澤東在“八大”上也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這話說得很有人情味!

              從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這段時期,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人起碼換了四位。這些領導人,都是因犯了路線、方針的錯誤被更換;而這些領導人的被更換,又都是自下而上的行為,是當時的政治局成員召開緊急會議,以黨的集體意志和力量獲得成功的。可以這么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她的領導人還沒有形成絕對的權威,還沒有由人變為“神”,而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尚存,政治局成員能真正起到應起的作用,所以,陳獨秀、瞿秋白也好,李立三、王明也好,他們的錯誤都能在較短的時期內得到清算,即使執行了4年之久的王明路線,也能在關鍵時刻得到糾正,而不至于象后來那樣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無人得以遏止,發展成一場場悲劇和浩劫!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于處理瑣事。他戴著眼睛,不茍言笑,常在沉思問題,從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在長征這個特殊的環境下,他被推為黨的總負責人,他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適合于領袖地位。1935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毛澤東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陳云。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為了表示團結,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出來,被毛澤東勸止。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職務并未明確。于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當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后,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讓賢”之后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

             (四)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大概搞清楚張聞天是怎么當上黨中央總書記的,他的地位高還是毛澤東的地位高,他又是怎么離開“最高領袖”地位的。1936年12月,毛澤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這就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恐怕“毛主席”這一稱呼也是從此起。1943年3月,毛澤東又擔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這就完全確立了他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而張聞天在1938年后只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長,黨的七大時還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七大后,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去,歷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東北局組織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

              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那21人,除了董振堂于1937年1月20日在甘肅西征戰斗中犧牲,鄧發、秦邦憲于1946年4月8日山西興縣黑茶山飛機失事遇難,李德于1939年夏返回蘇聯外,其余17人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功臣,都在黨政軍中擔任要職。不過,張聞天的職務并不顯赫,1951年出任駐蘇聯大使,1955年回國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1956年黨的八大時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果沒有政治上的風風雨雨,憑借他的學識和經驗,他完全可以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然而,一場飛來橫禍,卻過早地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五)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無端地與彭德懷等人一起,成了被批判被斗爭的對象。他的罪名有三條,一是反對“三面紅旗”;二是“里通外國”;三是惡毒攻擊毛澤東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

             有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三面紅旗”的危害,我在不少篇章都寫到,在此就沒有必要重復了。“三面紅旗”的錯誤和危害是明顯的,那違反自然規律的“浮夸風”已經刮得12級以上;那饑餓災荒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出現,甚至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問題是誰敢于說真話!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說了真話,張聞天也說了真話,1959年廬山會議形勢逆轉時,胡喬木事先打電話勸他少講一些。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忠言直諫。他講了3個小時,以馬克思 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指出和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

             廬山批判張聞天、彭德懷,被康生等人視為最大“戰果”的是:彭、張都交待了他們在會下議論過毛澤東要防止斯大林晚年錯誤。這件事在當時是帶有爆炸性的。

              當時就有人揭發,張是為了“推翻毛主席”,張雖然表明心跡“誰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躍進的問題糾正也只能靠他”,但下山后接著分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進一步追查的也仍是這件事情。到了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批所謂翻案風時,這件事更成了康生等拿來批判張聞天的重點、設立專案的根據。

             康生曾這樣質問過張聞天:“你講過毛主席與斯大林晚年一樣,你為何要作這樣的聯系?”

             張聞天則如此回答:“我是說斯大林后期的錯誤要防止。我現在回想當時我講這話的含義,基本上還是講主席好,如說主席很英明,善于運用歷史經驗,說主席功勞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說了主席的壞話,如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錯誤。”

              當時在黨內,敢于講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正義感,如果在當時,有多一些黨內的高層人物而不是只有彭德懷、張聞天,都敢講這個問題,都在講這個問題,那么,毛澤東可能還不至于犯后來那些大錯誤,但是,歷史并不是這樣!

              (六)康生的東山再起,是與他在廬山會議及會后整彭 、張的積極表現分不開的。張聞天冤案所列“罪行”中最荒唐的一條是:“里通外國”,這是一條完全莫須有的罪狀。然而為了給這個罪狀提供“證據”,康生竟然無中生有造出一個所謂 張與“蘇修”勾結的“郭肇唐事件”。

            郭肇唐是誰?他原本是中共的早期黨員。張聞天很早就與其相識,后來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學習時 ,二人又成為同窗學友,與王稼祥、沈澤民一起被人們譽為“四大教授”。學成后不久,張聞天回到國內,郭則留下,成了蘇聯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蘇聯肅反擴大化中遭到迫害,被送至西伯利亞服苦役十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獲釋放,被安排在蘇聯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當研究員。

            1957年周總理訪問蘇聯,郭當面向總理提出想回到祖國看看,總理當即表示歡迎。經過國內的正式邀請,郭于1957年、1958年先后兩次來華,均受到熱情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有過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學都紛紛前來相聚,暢談過去,共敘友情,張聞天也不例外。而郭和張最初的會晤恰巧是經過康生引見的,因為康生過去在列寧學院學習時郭肇唐是他的老師,郭這次訪問先看望了康生,康生還送給老師兩只浙江金華火腿。談話中郭提出還要去看望老同學張聞天,康便告訴他張就住在隔壁,并主動將郭帶到張聞天的家中。從這以后張聞天同這位老同學就恢復了交往。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后來康生竟倒打一耙,在張聞天同郭的交往上大做文章,把它說成“里通外國”的罪證,強加到張聞天的頭上。

             當時康生抓住張聞天的一個所謂“要害”問題,是說張聞天將黨內的文件送給了郭肇唐看。這在當時被說得煞有介事,然而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事實是:郭在1957年第一次訪華,了解一些中國國內情況后,認為蘇聯許多人都對中國并不真正了解,為了正確地了解中國、宣傳中國,他對張聞天說,他過去是中共黨員,現在又在研究中國問題,想要了解一些黨的政策,能否讓他看一些中國普通黨員能看的黨內文件。那時還是中蘇關系友好的時期,兩黨中央有些內部材料是可以進行交換的。盡管如此,作為外事紀律,張聞天還是請示了上面,開始沒有答復,也就沒有給看。1958年第二次訪華時郭又提出這個要求,張聞天再次作了請示,這次得到了上面批準,說可以試試。這樣張聞天才通知了駐蘇使館給他看一些一般黨員所能看的文件材料。

             張聞天會上如實地陳述以上的事實經過之后,有的同志提出還要核查,而康生則立即狠批張聞天這是把責任往上面推,拿出一槌定案的口氣說,“我肯定說這就是里通外國”,“我看里通外國的帽子戴得不錯,戴得對。”

             康生之所以抓住張聞天“里通外國”這個題目不放,顯然離不開那個時候中蘇發生分歧這個大背景,投好了上面以外壓內的意圖。1958年我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掀起以后,國際上反響很大,同時這也成為中蘇的分歧之一。毛澤東 在廬山上8月2日給張聞天的那封信中開頭就批張聞天:“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里取來那么多材料?”這句話實際就暗示批他有同國際上反華活動串通的問題。湊巧的是,廬山會議前彭德懷、張聞天差不多同一時間以不同的使命出使東歐,途經蘇聯,最初追查他們二人串通起來“里通外國”,即與此有關。

             張聞天本人的回答是很坦然的,他在檢討中并不諱言他在“三面紅旗”問題上有同蘇共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觀點,但認為這絕不等于那種出賣黨和國家的背叛行徑。他在外事會議檢討中甚至說:如果說,在“思想觀點上”蘇共領導者和我之間“在反對黨的總路線”這一點上有“共同點”,因而認為從政治思想上說我有“里通外國”的表現,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說,在組織上,即情報關系上,我有“里通外國”的表現,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本沒有這類事情。他也同樣坦率承認,為了了解蘇聯對中國“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真實反應,在1959年同郭肇唐接觸中確曾詢問過有關情況,郭也確曾告訴他 ,蘇共領導對中國人民公社持保留態度,并說蘇聯真理報和哲學雜志上發表的學者文章,批評中國“大躍進”中宣傳的有些觀點是愚蠢的觀點,然而這些當時在蘇聯也都并不是什么秘密。

             對于廬山的冤案,最使張聞天感到冤屈的莫如被扣上“里通外國”的罪名,他曾經對身邊的妻子劉英說,說我反對“三面紅旗”,那畢竟是觀點問題,說我“里通外國”,那簡直是太冤枉了。劉英說,從來沒有見他哭過,這一回見他眼淚直往下淌。

             (七)就這樣,“紅色教授”出身,沒有什么政治機心,而又耿直純真的張聞天被誣陷組織“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被撤消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務,在廬山會議后消失于中國政壇,他只掛了一個中國科學院特邀研究員的虛銜,從事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文革前,還有多少“政治經濟學”可作研究,盡管被撤職罷官,他仍注意經濟調查,寫下了集市貿易意見書、生產關系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濟學筆記。文革開始后,他這只“死老虎”當然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他遭到殘酷的迫害,還被押送到廣東的肇慶監管及勞動改造。這位“紅色教授”,在落難之時也忘不了自己的本色, 寫下了一批批判“左”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文章,稱為“肇慶文稿”。可以說,這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黨內當時認識的最高水平,也對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肇慶這地方,1974年12月時我去過,但卻只顧得游七星巖上鼎湖山,我怎么知道有一位老一輩的革命家在此受難?后來有機會再去,我還是只顧得游山玩水,也不知道去打聽一下,當年張聞天落難時是住在什么地方?他都做過些什么事?……唉,我們往往會花大把的金錢去制造一些什么“大觀”之類的人造景點,卻不知道保存一些有價值的、能警醒后世的“文物”!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保存下來了,有人會去看那破屋嗎?會覺得還有意義嗎?啊,我說到哪兒去了,還是回到張聞天身上吧。張聞天的最后遭遇,總比彭德懷好些,因毛澤東對他還有些好感,于是,又把他從肇慶遷往江蘇的無錫。

              1976年7月1日,那天,是中國共產黨54周年的生日,75歲的張聞天,因長期受迫害而病逝了。他被送去火葬場火化時,被用了“張普”這一名字。“普”字,可以是他的別名“洛普”中的一字,也可以表達是個“普通人”,起名字的人文化水平還是滿高的呢!在他逝世兩個月后,他在遵義會議上擁戴上臺的毛澤東也逝世了。又過了一個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打倒了。張聞天,就差三個月而沒有看到這一天,可以說,是十分遺憾的事!

           

          三十四、潘漢年——“他將來會復活的。

           

          悼潘漢年:入死出生戰敵頑,功臣何事棄丘山?古來冤案知多少,淚說潘楊我覺寒。19828月 )

            

             (一)在中共高干中,有不少是專門做“地下工作”或‘統戰工作”的干部,他們長年戰斗在敵人的心臟,或軍界,或政界,甚至在中統內,軍統內,他們可以說是出生入死,視死如歸,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和勇敢。然而,這批在白區工作過的干部,在解放后的某些時期,是并不好過的。因為,你畢竟在敵人的陣營里工作過,有沒有叛變?有沒有出賣過同志?有沒有與敵人同流合污?……每遇到這樣的懷疑或審查,那些曾經的英雄們真是百口難辯,無端入獄或被判刑處死的冤案不在少數。

          有一位曾經的“地下英雄”,歷經數十年的磨難,終于熬到“四人幫”的倒臺。但是,雖然“四人幫”倒臺了,并非能馬上撥開云霧見青天。他未能熬到平反,就離開人世。這就是死于1977414日的潘漢年。

          潘漢年死了,因為他還是“階級敵人”,報上當然不會發布消息。什么時候,我得到消息,寫下這首悼亡詩的,我已回憶不起了,現在就將“潘漢年”這一章放在這個地方吧。

          (二)潘漢年1906年生于江蘇省宜興縣。192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開始,負責黨的文化及統一戰線工作,30年代初期,負責做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工作。遵義會議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復白區工作以及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主要從事上層統戰、國共談判、民主黨派、國民黨起義投誠等統戰工作。他是黨在白區統戰工作的重要領導者、指揮者和實踐者。建國初期,他成功開展了上海工商界統戰工作。對潘漢年在統戰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毛澤東曾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一些場合,給予高度評價。因本文的重點不是介紹潘漢年的歷史功績,故這部分的內容從簡。

          1954年,中共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事件。高崗自殺。19543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并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因饒漱石曾任華東局書記分管華東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審查饒漱石時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長楊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于是一些捕風捉影的人便認定潘漢年、楊帆與饒漱石有“反革命”關系,開始把矛頭指向潘、楊二人。

            潘漢年有什么事會被別人抓住不放?其實,做特工,經常要與敵偽頑接觸,處境本身就很微妙,很危險,這工作,與真刀真槍在戰場上與敵人拼命,是不可比擬的。為了竊取日本人的情報,他曾通過手下的特工袁殊與日本特工頭目巖井英一有聯系;還有一事,就是1943年秋,他與漢奸李士群一起去見了漢奸頭子汪精衛。1944年,潘漢年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楊家嶺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見到潘漢年,毛澤東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后,毛澤東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然后舉起杯子祝賀潘工作的勝利。這本是極好的解釋的機會,但潘漢年幾次欲言又止,終于沒有把事情說出來,離開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漢年對朋友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  

          1955315日夜,潘漢年乘北上列車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潘漢年到了北京后,鼓足勇氣,向中央負責人交代了1943年見汪精衛這件事,他態度誠懇,十分痛心地深刻檢討,然而,他的一片真誠并沒有得到黨的諒解,那位負責人十分懷疑地盯著他。

          (三)4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公安部長羅瑞卿宣布實行逮捕審查。 之后,他被帶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監獄。在短短的時間里,他就從一名副市長變為囚徒,從一名黨員變為“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只覺得心口隱隱作痛,有一種被人出賣的感覺。潘漢年的消失并沒引起多大震動,因為潘漢年是被秘密逮捕的。當時,親屬和朋友都認為他又去執行什么特殊任務。

            在潘漢年被捕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也被關押。

            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潘楊案”,潘、楊之所以被聯系在一起,是因為潘漢年在淮南工作時,楊帆被指控為“內奸”關押在新四軍軍部,“楊案”審理人員潘漢年以極強的責任心,對此案認真調查后,斷定楊無罪,并給他親切鼓勵,后楊帆因查無實據被釋放。然而這段往事卻被陰謀家們作為潘楊勾結的證據。至于潘楊究竟犯了何罪,當時沒有公布,也沒有公開審問,更無律師辯護,直到1958718日,在上海《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上才透露出一點消息。該社論說:“在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后,黨曾提出,鉆到我們黨內的絕不限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人,還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陰謀家、階級異己分子等。已逮捕審判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要求嚴懲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胡風……” 

            就這樣,潘漢年胡里胡涂地又與胡風 被聯系到一起。直到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時,才真相大白。當時,潘漢年的主要“罪狀”是: 第一,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 第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 第三,“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 一位為黨出生入死地工作和戰斗的革命者,卻被自己的同志當作敵人而送進監獄。

            已成為“內奸”被囚禁的潘漢年,每日的“工作”便是寫材料,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在鋪著地毯的監房里,潘漢年內心十分孤獨,材料也不知寫了多少遍。他并不知道,由于受他的牽連,妻子董慧也被關進了監獄:曾經和他工作過的、甚至有點聯系的人也被關押、審查。潘漢年一案株連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同期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某年除夕,聽著遠處的鞭炮聲,潘漢年揮毫寫了《歲暮念妻》一詩:“縱然廢棄在人間,塑料原材豈等閑。 十里相思知何處,幾年隔絕夢巫山。 黃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鐵窗風雪寒。 又是一年終歲暮,難忘往事走延安。”

             19636月,最高人民法院對監禁了8年的潘漢年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刑后不久,潘漢年被“假釋”出獄。夫人董慧比他早出獄一年,這對患難夫妻久別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們被安排到北京郊區的田河農場勞動,但可以種花、釣魚,可到市內探親訪友。但他們怕連累別人,一直沒有進城。董慧在農場植棉,專心研究植棉技術,她的雙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從不吭聲。對妻子的舉動,潘漢年十分理解,這么多年的監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話語要向人傾訴,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愿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種棉花來醫治內心的創傷 。

             (四)1966年夏天,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到來了。 1967622日,潘漢年夫婦又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潘漢年對自己入獄已有所了解,他知道有人不會放過他們夫妻二人,那就是江青,因為江青丑惡的歷史被他知道了,而且,董慧還是江青抗大的同學,對她的好出風頭的輕薄行為還進行過勸說,如今,江青權傾朝野,當然不會放過那些曾有“罪”于她的人。獄中的看守按主子的意圖,決心要從潘漢年身上打開缺口,不分晝夜的審訊,稍有反抗便拳腳相加……5年的審查,沒有發現什么“新罪狀”、“新問題”,但江青等人不會善罷干休,“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又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她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未經任何法律手續,便改判潘漢年為無期徒刑,永遠開除黨籍。江青、康生等人想親眼看著潘漢年被慢慢地折磨,痛苦地死去。還妄想有一天,潘會低頭向他們屈服,寫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名單來。

            19755月,潘漢年終于走出秦城監獄,董慧也隨著出獄。他倆被發配到湖南勞改農場,在那里,潘漢年夫婦度過了最后歲月。

            農場的領導和群眾對來改造的年老夫妻議論紛紛,他們猜測是上面的“大人物”。農場領導把他倆安排在一間20平方米的屋里,屋里除了木床,還有桌、椅。場員們還尊敬地稱他們為“倆老”。潘漢年已近七旬,多年折磨使他患了多種疾病,基本上失去勞動能力,生活不能自理。董慧為照顧潘漢年,與他一起來到農場,而不是去香港。潘漢年每天提著一只竹簍,到農場的木料場撿碎木片。冬天,他蹣跚地到外面散步、買菜。他總是謙讓溫和,見人笑嘻嘻。他每天打太極拳,讀一些書。潘漢年夫婦沒有子女,就給場里的孩子講故事。董慧還給保姆的女兒補習英語。

            (五)197610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到了農場,人們奔走相告。潘漢年說:“我早知道江青是壞人,但過去不敢說。”

            潘漢年動手給黨中央寫了申訴信,要求平反,撤銷原判,恢復名譽。但由于當時中央領導仍堅持“兩個凡是”,使潘漢年夫婦的希望落空了。潘漢年的病情也漸漸加重,潘漢年肝區有病變,下肢浮腫,不思飲食,到3月份已經臥床不起。

            1977324日,潘漢年被人抬進救護車,送到長沙省立醫院第二附屬醫院第十四病室治療。臨別,他安慰董慧:“我一定要回來的。”潘漢年入院時用了“肖淑安”的名字,這是他曾用來迷惑敵人的化名。414日,在董慧要求下,她被允許看望潘漢年。就在當日下午754分,因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潘漢年終于含冤病逝,終年71歲。他在臨終前沒留下任何遺言。

            27日,潘漢年的遺體在長沙火葬場火化,骨灰被埋放在長沙市火葬場金盆嶺西側半山腰墓地。墓碑上寫著:“肖淑安之墓,19774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號:77—625。”

            潘漢年這位“隱姓埋名”的英雄,直到他被埋在地下時,英名仍不能見天日!

          兩年后的1979224日,董慧因高血壓腦溢血病故于農場職工醫院,享年61歲。據董慧的保姆說,董慧在潘漢年去世后曾說了一句話:“他將來會復活的。”

          (六)上面幾節文字,主要說的是潘漢年。其實,董慧也是一名共產黨的“特工人員”,而且,她還有很不一般的身世,絕對需要單獨介紹。

          董慧,祖籍中山縣小欖鎮,1918年出生于香港的一個富裕家庭。父親董促偉原是香港有名的銀行家,他創設道亨銀行于香港,分行設于上海等地,是一個愛國人士,抗戰時還捐了一萬銀元給中國共產黨。

          董慧,原名董鳳然,有兄弟姐妹多人,她自幼在香港讀書,中學畢業后,升學到北平大學。在校期間,她參加了“12·9”愛國學生運動。1938年,她取道山西,進入延安馬 列主義學院習,同年畢業,被派到“中央社會部”工作,當時康生任部長,潘漢年任副部長。
            19395月,中共中央派潘漢年去香港工作。黨組織考慮董慧是道亨銀行老板的女兒,可借助這個社會關系,開展統戰和情報工作,董慧于同年11月隨調香港。董到港后,負責管理香港地下黨機關的經費,兼做一些內部工作。董慧有文化有素養,儀態莊重大方,周旋于香港上流社會,從未露出破綻。   

           1943年,董慧被調返解放區工作。1945年黨“七大”以后,潘漢年奉調東北工作,董慧也隨去,后因長春地下黨機關遭受破壞,她倆奉調輾轉北京、南京、香港、南洋、上海等地,仍負責黨機關電臺的情報工作,直至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后,潘漢年和董慧再調香港工作,并在香港補行婚禮,董父給了她五萬元港幣作嫁妝,董慧如數上交黨組織,作為她籌的款。而她和丈夫卻沒有單獨的居所,一直住姐姐的家里。董慧協助潘漢年在香港負責搜集情報外,還負責從香港運送急需物資去解放區。隨著戰事急劇發展,香港至上海的海上交通被封鎖,上海解放前夕,她和丈夫冒死返回上海。

          解放后,董慧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秘書科長,其時,陳毅兼任統戰部長,潘漢年任副部長。1955年潘漢年獲罪,董慧也被監視、限制了的自由。1963年潘被判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后,董慧雖沒有被判處徒刑,但已成為反革命家屬,并獲兩項罪狀:(1)一向追隨潘干壞事。(2)盜竊國家財物(因為抄家時發現她有外幣),一同押往團河勞改農場。在場改造時,有人逼董慧和潘漢年離婚,但董慧堅決不肯,她堅信潘漢年無辜,甘心與丈夫一同過凄苦的勞改生活,而毫無怨言。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潘案再度重新審理,潘漢年重判為無期徒刑,押到北京秦城監獄。董慧又隨同生活。一次她上廁所時跌了一交,骨折,成了跛子。1975年潘漢年出獄,董慧回上海一次。不久潘漢年安排到湖南沫江農場,董慧稍后也到了該農場。1977年元旦前后,潘漢年病情日益嚴重,小便失禁,當時中央雖有指示對他搶救,送往長沙醫院高干病房,因病情惡化,褥瘡發臭,臥病兩月不治去世。潘臨終前夕,董慧趕到,見了最后一面,潘漢年便與世長辭!
            潘漢年死后,董慧仍在沫江農場。心里十分悲痛,時刻懷念著潘漢年,甚至在吃飯時也在桌上擺兩雙筷子,說潘漢年沒有死,他要回來的。香港的親屬提出要接她到香港療養,并繼承遺產,但董慧拒絕了,她說:“我雖沒有黨籍,但要以黨員條件要求自己,問題解決了,我還可以工作,香港我不去了,我對過去走的路,并不后悔……”直至去世。
            黨中央的撥亂反正方針落實后,19792月,董慧獲得平反,沫江農場為她召開了追悼會,她的骨灰先送到長沙烈士陵園安放。1982年根椐中央有關方面的指示,潘漢年和董慧夫婦的骨灰送北京安放。

           (七)198282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他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董慧的話終于說中了。

            黨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含冤27年的潘漢年終于重見天日!

          1983415日,潘漢年夫婦的骨灰從湖南長沙送到北京,他們的骨灰盒覆蓋著黨旗,火車到北京時,廖承志等在車站迎接。潘漢年夫婦的骨灰最終得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敘述完這樣的故事,我不知還能說些什么。篇首所引的詩歌,最后一句我原來作“古來冤案知多少,未及潘楊令眾寒”,后來覺得“潘楊案”雖是新中國建國后的最大冤案,但比起其后的冤案,還是小巫見大巫了,因此改過。唉,我們做過的親者痛仇者快甚至親者痛仇者也不快的事,實在太多了,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現這樣的冤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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